问候亲爱的读者平安。对于日寇在伪满洲国时期对东北基督教的迫害罪行，我们今天继续来了解。
日寇在东北猖獗时期，伪满洲国对于东北基督教的迫害也殃及到欧美在东北的教会和传道人，一些欧美传教士也未能幸免。如1936年，伪满警务总局在《宗教团体调查报告》中特别指出东北基督教“与欧美联系密切，需严加防范”。哈尔滨的加拿大联合教会（United Church of Canada）因拒绝伪满政府的登记要求，其传教士约翰·特纳（John Turner）被驱逐出境（《满洲日报》：1937年3月12日）。
日寇对于基督教是无孔不入，包括对基督教青年会和神学校。以大连基督教青年会为例。该会旧址位于大连敷岛町67、69、71番地（今中山区七一街与同兴街交汇处友谊商厦北楼址），又称敷岛町教堂，是日据时期在大连的日本人社会教化团体。1910年新建馆舍竣工，之前教堂拆除。1911年3月1日创立开馆，设灵育、智育、体育、社会奉仕4个部。馆内有宿舍、会员谈话室、食堂、图书馆、浴室照相室等，并开办夜校，分英语、汉语2科。规定会员资格为15岁以上男子。经费初期以会费维持，1925年4月后改为财团法人制。1927年5月，将场地租给上海大戏院，改名光明社，为上海大戏院分院，放映中国影片。1945年日本投降后解体。（《大连简明词典》765页）
日伪对东北教会各项事业的打击力度也在不断加大。首先是基督教教育系统。从伪满建国到1939 年之间, 教会学校尚能正常运行, 但受到各种掣肘。日语成为教会中学的第一外语，高中学日语的时间是汉语的3倍；培养技术工人的实践课成为重点；禁止使用中国出版的课本，课堂上不能讲授时事，不得谈论宗教；鼓励学生向警察告密；不得开办短期圣经学校或假期学校；地方官替代教育家行使学校的监督权；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受到政府歧视,毕业生就业和教会学校的师资来源都成为问题。伪政府还强迫教会中学祭孔和参拜神社，这违背了基督教不拜偶像的原则，从而引发对抗导致教会中学的终结。1939年到1940年，日伪以收回教育权为借口，通过强买校产的方式没收。教会中学数所，小学也大部分停办或被没收。余者在太平洋战争后大量关闭，至1943年底东北新教的神学中等教育系统完全被摧毁。
沈阳神学院亦遭干涉，神学院低级课程不得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和西方历史的内容。日伪政府曾安插日本讲师渡部守城和平野一诚进入学院作为耳目，不久又派来一个官员，不时发表基督教与“满洲国”关系的演讲，宣扬神社参拜为中心的帝国主义观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神学院院长被逮捕关押三个月，日本长老会牧师被任命为院长，并成立一个由日本人任主席的学院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完全听命于关东军，至此日本人完全控制了神学院。
伪满中后期基督教文字事业受到严重影响。“公开的研究发表，或是刊物的编辑，都在被禁止之例。”
圣经公会传教士罗培生(J.C.F. Robertson)只能进口上海印刷的圣经单张在沈阳装订。因为东北的出版物都要印上作者的名字，这样警察就可以找到作者, 罗培生不得不在《圣经》上附上自己的姓名以承担责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内书报被限制出关，东北联合会撤销了书报部，全体书报员被迫转业。
医疗事业方面，沈阳医学院在西方传教士被捕后转归日本人管理，阿城、铁岭两医院被地方敌伪政权强行收买，辽阳医学院一度被敌伪政府接收改为“国立”，盛京施医院改为附属医院。
不仅如此，日寇还开展了清理东北宗教，排斥外国宗教派系。1933年，全满洲各地基督教青年会代表在奉天（沈阳）开会，会议决定脱离中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组成满洲基督教青年联合会，实权掌控到日本基督教会手中。1934年8月，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东北大会被伪满洲国政府勒令取消“中华”字样，改称满洲基督教长老大会。1935年9月，将信义会东北大会改称满洲基督教信义大会。凡是东北地区的宗派团体，一律取消“中国”“中华”字样，皆冠以“满洲”头衔，以表示与欧美的总会断绝关系，彻底成为伪满洲国的附庸。原来没有“中华”字样的教派，如神召会、浸信会、救世军等基督教团体，都被冠以“满洲”头衔。日本侵略者将东北地区欧美控制的基督教领导权完全攫取。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命令伪满政府，对基督教上层人士采取怀柔和恐吓手段，使之服从日寇的统治。1935年春，山下永幸率领一批牧师前往日本国参观访问，其中有牧师胡成国等人。1935年秋至1936年初，以反“满”抗日的嫌疑拘禁了基督教中的部分中国牧师。特别是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基督教青年同盟委员会决议，“鉴于时局重大，本盟青年应锐意进取，誓殉国难，以报皇运于万一，祈愿东亚于和平”。由田川大吉郎、山本忠兴、干叶勇五郎等人成立时局特别事业部，全力“规正”“海外舆论”。1937年12月，阿部义宗、小崎道雄、牧野虎次、山本忠兴、汤浅八郎等日本基督教界的45名代表联名发表了《告世界各国基督教会公开书》，宣称：“中日战争是日本万不得已、被迫发起的自卫战争”，“由于中国政府采取的侮日抗日政策和反宗教思想的唯物主义的容共政策已经使日本陷入存亡的危机中”，“不得已而采取的暂时的自卫行动”。因此，“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基督教界放眼全局，不要只凭借暂时的、片面的现象轻易做出评判”。（参见日·中浓教笃：《天皇制国家与殖民地传道》）
1935—1936年日寇对于东北基督教的逮捕行动，使东北基督徒深感震惊。他们此前并未得到任何危险警告，他们有着基督徒普遍存在的安全感。虽然日伪政府并未停止对教会的监控，但他们并未想到日本人会对具有英美背景的教会下手。一般信徒认为自己很普通，没有什么可怕的；地位显赫的基督教领袖认为他们对形势有足够的了解，并不存在危险。但是他们毫无征兆地被捕了，警察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通知他们的家人，被捕者被禁止通信，他们的亲友事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被捕者遭到秘密刑讯的同时，便衣警察来到其住处和所在教会搜查罪证。拥有什么物件会被定罪不得而知，谁将是下一个被捕者也不确定，心慌不已的基督徒赶忙销毁掉任何可能被视为威胁的东西，如东北沦陷前的遗物、旧课本、小人书、中国内地的印刷品，甚至撕掉赞美诗中上帝祝福中国的页面。他们以前认为《圣经》是安全的，从未想到封面印着“出版于上海”的字样会给他们带来麻烦，这样的《圣经》在伪满洲国也在违禁品之列。
下面我们来看看1941年后伪满洲国东北基督教宗派与教会的变动。
东北沦陷初期日本人对基督教青年会的监控尤为严格，青年会领袖为了保全实力、减少伤害，不得不在1932年4月的报告中提醒干事们，要像“蛇一样智慧、鸽子一样温顺”，但即便如此，吉林青年会的一个中国干事仍在1932年7月遭到拘捕和监禁，经过教会努力，他才在次年被释放，但被逐出了东北地区。
从1934年起，随着国际关系紧张，为了实行更加严密的控制，日伪政权对基督教的政策也逐渐趋紧。在关东军军政势力的授意与支持下，“南满铁路调查局”（即满铁）对全东北的宗教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并以此作制定宗教政策的依据。满铁调查的报告汇总为《宗教调查报告书》数辑有4辑的内容涉及基督教，其中第7辑《基督教调查报告书》达500余页，将整个东北地区的教会组织作了极为细致的统计和描述。除了报告书外，满铁还出版了多种宗教类调查资料，它们并不仅仅是对宗教现象的单独描述，还包含了调查者和相关机构对基督教的态度以及对伪满宗教政策的建议，对伪满宗教政策的出台起到了很大的参考作用。1935年秋天，日本警务局宪兵队以“反满抗日”为名，大肆逮捕亲西方的基督教上层人士，先后共计46名。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教会的上层人士，结果被判刑者5人，死于非命者1人，患不治之症者1人。西方教会机构凡“不服从满洲建国精神，勒令停办”。某些西方教会，为求得生存，保住一角阵地，也与日本势力相勾结。1936年，由日本特工山下一手包办，在沈阳成立“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6年12月8日，日伪文教部发布《关于新设宗教暨类似宗教诸团体取缔之件》，其主要内容就是严格审批程序，设立宗教团体或类似宗教团体需要向日伪文教部或相关机构提交详细的申请材料，包括设立原因、地点、宗派、传教方法、资金来源、传教者个人情况以及与国内外的关系等，只有经过批准后才能合法设立；限制新设团体：对于新设立的宗教团体，可能会根据其是否符合日伪当局的殖民政策和统治需要进行严格筛选，不符合要求的团体将被禁止设立。严令伪满各地不得新设立宗教及其类似团体；宗教团体的宣传内容需要符合日伪当局的意识形态，不得传播与日本殖民统治相悖的思想等。
1937年日本内阁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1939年8月日本基督教同盟就确定了基于该纲要的《基督教实施强化案》，通过与世界各国基督教诸机构的沟通来阐明“我国的根本目的，使之正确理解中的事态”。1940年日本基督教同盟代表小崎道雄等人与北美基督教会代表座谈，企图“化解”其对日本的误解。
与此同时，部分中国基督徒也因为与传教士的关系而遭到逮捕和折磨。比如，1942年上半年哈尔滨浸信会牧师蔡约翰和圣洁会牧师在奉天被捕受刑，日本人要求蔡约翰供出与美国人栾马丁的关系；大约同时期，锦州一带很多教会首领被捕入狱：李廷魁等5位基督徒也在辽宁北镇被拘押了18天。该时期日伪当局对中国基督徒的逮捕可能另有目的，据基督徒杨松山回忆：“事后得知日本人用的是两面手法，一方面制造恐怖气氛，使教会工作人员中的大部分被迫转业，使信徒中有社会职业的人大多数不敢来教会，把剩下的主要负责人孤立起来，以便监视；另一方面又由协和会出面在各大宗派中酝酿建立满洲基督教会。通过这个办法，把日本牧师打进教会中来，以帮助建立伪满洲国基督教为名，实现他们监视中国教会的目的。”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日本教会的行为，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东北基督教最终在日伪政权的打压下被日本教会控制。
1945年1月，哈尔滨的基督教教徒反对参拜日本的忠灵塔和神社。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长影山善次郎传唤了库新僧正，威胁他说：“如果拒绝参拜忠灵塔和神社，就将对全市基督教寺院停止配给蜡烛、灯油和其他寺院需要的全部物资。”（中央档案馆等编《伪满警宪统治》，中华书局，1993，第562-563页。）
这一阶段，是日本基督教会在东北最为活跃的时期，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力扶植下，确立了新的宗教统制体系，将全东北的基督教会置于日本侵略者的严密监控之下，为其殖民统治服务。
四、日寇对东北基督教控制和迫害的衰落期
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本侵略者彻底剥夺了欧美基督教会在东北传教的领导权，将东北基督教各教派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服务于日本侵华战争。
1942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下令，不允许与其交战国家的传教士自由传教和自由活动。并将欧美传教士驱逐出东北地区，对允许留驻人员严加看管。然后，将东北地区基督教各派集合起来，成立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42年3月，又成立满洲基督教会本部，取代了该联合会，撤销了各派所设立的教区，由该本部新设9个教区，统领东北地区教务，并施以恐吓，在基督教上层人士中制造恐怖氛围。
紧接着在伪“康德”六年(1940)伪民生部完成了第一次“国内”宗教调查，第二年又开始实行“传教人员、主祭神及传教方法均由日伪当局控制”的措施。对不符合“建国精神”的宗教立即予以取缔。“实施宗教调查三年计划，对东北诸教的详细情况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以便进一步控制”。（〔日〕中浓教笃：《天皇制国家与殖民地传道》第45）日寇还编造谎言，欺骗东北民众与世界舆论。九一八战争后日本武力霸占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对于日寇的无耻行径东北民众的反“满”抗日运动更加高涨，而国际舆论也是一片谴责。为了弱化东北民众的抗日情绪，欺骗世界舆论，日寇开足宣传马力，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美化其侵略战争。对内，打着传播“福音”的幌子，利用基督教的礼拜会、祈祷会及复活节、圣诞节等宗教节日庆典，举办各种集会、演讲、讲座，美化日寇“进入”东北的“正义之举”。大连的满洲基督教青年会经常举办市民讲座和各种“讲习会”，致力于对东北民众的“思想启蒙”。同时，借助大连国际都市的影响力，在大连创立了南满商业学院，开办专业知识讲座、宗教恳谈会、恳亲会，宣传“日满友好亲善”“日满一体不可分”“建国精神”等，编造日本“进入”东北的目的，在于推翻东北旧军阀的独裁统治与西方列强的压迫，解救3000万东北民众于水火。利用谎言麻痹东北民众的反抗意志。对外，参加基督教国际会议，宣传日寇发动侵华战争的“正义性”。
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日寇对于东北基督教的迫害有增无减。比如他们在奉天（沈阳）基督教会经营的小学里，发现一本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高年级用《新时代地理教科书》（第4部）。宪兵队认为，该书“内容上有借此进行抗日教育，对大东亚共荣圈的确立有阻碍之虞”，将其没收，并对校长进行了训诫。1935年，伪满警察在对“奉天”教会进行例行检查时，在教堂院子里发现了一箱书，里面全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其实这不是教堂的东西，而是来自奉天市里被查封的书店，教堂的牧师随即被带到警察局进行审讯。
不仅如此，日本殖民当局还规定教会人士必须定期到警察局汇报自己的活动，接受当局的审查。爱尔兰长老会的牧师富尔顿，在1935年的报告中写道：“政府对教会规定了极具束缚性的规则，必须要掌握每个人正在接受什么教导，人们说了什么、在想什么。布道词必须提交给警察。信件，尤其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信件必须受到审查。外国人要填一大堆表格来回答有关他们的思想、行为、爱好、朋友等问题。事实上，要给不同的警察或宪兵机构填同样的表。因为他们之间相互不共享信息。必须让警察知道何时去哪里旅行，有时必须得到其许可。中国人和外国人都非常厌烦这一套，而日本人将之视为必要的程序，他们在日本早已习以为常的程序。”富尔顿描述了他与伪满警察的一次谈话，为了使伪满警察明白苏格兰长老会不是英国政府的一部分，他花了两个小时。教会和政府机构存在区别这个道理实在是超出了这位伪满警察的理解力范围，他无法相信传教士竟然不是在政府指派下出国的。女传教士梅米·约翰斯顿曾回忆说，“满洲国简直就是警察国，我想这就像纳粹。我们不论去任何地方都要通行证，还要解释目的地和目的。日本人把我们当作竞争对手，他们要让人们像崇拜神一样崇拜天皇，还有他们在满洲国的代表溥仪。我们只可能做到尊重他，但不会崇拜他，有些中国教徒和传教士就因此被迫害，甚至送了命。我们被强迫学日语，当然小学生也一样。”1936年秋，爱尔兰长老会的传教委员会曾派遣其管理主席牧师、博士伊德和妻子到东北考察，在他撰写的考察报告中，他讲到了东北教会所面临的严峻情况：“在过去13个月里，我们的大多数传教士经历苦难，他们神经高度紧张甚至面临崩溃。除了祈求上帝，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痛使他们日日夜夜所遭受的折磨，我们哪怕只是想一他们别无他法了，都会受不了。在他们所度过的那些漫长的不眠之夜里，无论男女都要受到严厉审问甚至折磨、拷打，而折磨的目的可能只是逼迫他们承认和某个不认识的人见过面。外国传教士所受已至此，那些中国牧师、医生、教师们，以及和他们密（切）接触的人们将遭受怎样的折磨呢?”（参见《伪满洲国的真相》一书）
日寇对东北基督教人士还实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在对教会人士进行监视和控制的同时，日本殖民政权还逮捕和监禁反“满”抗日嫌疑的教会人士，对其进行折磨，磨灭其反抗意志。
1935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建国24周年纪念日，当夜，伪奉天警察开始了逮捕教会人士的行动。他们逮捕了许多人，其中包括40多位教会主要领袖以及信徒、牧师、医生、教会学校的学生及教会医院的职员等。五、六十个伪警察同时搜查医院的病房和诊室。他们还逮捕了沈阳两家最大的英国公司——汇丰银行和英美烟草公司的职员。被捕的人受到审讯，部分人甚至被拷打。一位牧师被关押了72天，每天被拷打8小时，最后在圣诞节前两天被释放。女子圣经学校的教务长在深夜被两个日本伪警察和一个中国伪警察从床上抓走，她被关押48天，其间有两次被打昏过去。审讯者试图找到这些教会人士与共产党及反“政府”人员活动之间的联系，但几无所获。伪满法院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仍然对一些人进行了“宣判”，其中神学院的一位学生被判刑7年。教会和英国领事馆为了营救被捕的人想尽了办法，包括给日本官员写信或与之会面。1935年10月31日，沈阳的宪兵头子加藤大佐告诉英国领事说，他们接到命令“清洁沈阳”，他必须照办。驻“新京”的日本“大使”说，传教士被教会里混进的共产党分子利用了，他们说无法预期教会、学校、大学和医院里会发生什么。不过，这次大逮捕行动并没有达到减少反抗和加强统制的效果，它达到的唯一预期效果是使中国人认为公开接触外国人或与其谈话是危险的，可能会使自己成为被军警怀疑的对象。
东北的欧美基督教会人士遭到当局逮捕，其背后有多种原因。其中最真接的原因是欧美教会人士向国际联盟为调查“九一八”而派遣的调查团——李顿调查团提供证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行径，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称《李顿报告书》）在日内瓦、东京、南京等地同时公布。报告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承认东北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非“合法自卫”。
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独立，但主张东北应拥有自治权，并由国际共管。
建议在中国东北建立由外国顾问参与治理的特殊制度。
而基督教传道人为李顿调查团提供的证据这一正义行为引起了日伪当局的强烈不满和忌恨。1932年，被逮捕的人中有东北大会宗教教育干事高光达，长春长老会牧师胡成国，东北大会总干事庄振声，沈阳关西教会牧师刘国华，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刘促宜，基督教盛京施法院医生毕天民、刘促明，以及神学院学生张尚民、牛光朴等人。结果被判刑者5人，死于非命者1人。
日寇侵占中国东北，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为此，在东北的日本基督教会深感“背负的责任重大，有必要阐明误解，引导世界舆论”。1932年在荷兰召开的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上，在1933年、1935年两次召开的太平洋沿岸各国基督教学生同盟会上，竭力宣传日本“进入”东北的目的在于推翻旧军阀的独裁统治，东北民众的“无理”抗日迫使日军武力”。此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将的同学石川四郎接替山下永幸的职务，控制该本部，成为东北地区基督教最高统治者。
感谢您的阅读，我们今天的话题分享到这里、请继续关注。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