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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后，日本政府、军方和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支持日本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教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抵制、防范苏共吞并中国的需要。社会主义苏联在苏共领导下，经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后，国力日益强大，成为日本独占东北、吞并中国的最大威胁。（[日]韩智曦的文章：《日本的满洲练治与满洲传道会》，东京，日本基督教团出版局，1996，第76页）可以说，当时的日本对崛起的苏联是又怕又恨。
从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宗教侵略研究日本陆海军部在“南进”“北进”问题的争论上以及后来日寇对苏联挑起的“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请在媒体查阅，不做赘述）来看，足以表明日寇对苏联十分顾忌。而从基督教在中国东北传播的现状看，东北民族众多，基督教教派林立，主要分为东正教、天主教、英美基督教长老会，还有丹麦信义会等几大派别。从分布地域看，黑龙江省与苏联接壤，随着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最早受到了东正教的影响，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白俄移民大量涌入中国东北，教徒人数骤增。1922年，东正教在哈尔滨等地设立了4个主教区。1923年，东北各地有东正教教堂38座，仅哈尔滨主教区就有信徒约30万人，几乎都是俄侨后裔。而据日本特务机关的情报调查，虽然黑龙江的白俄系东正教对“日满”表示友好，与日本特务机关联系密切，但由于信教者人数众多，俄系东正教教徒有利用宗教来联合反苏分子的倾向，因此，有必要将其置于日本基督教会的掌控之下，对其进行严密监视和利用。
伪满洲国对东北宗教，包括基督教的控制是有预谋、有组织的。“满洲国”有直接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这个机构在其“建国”初期是“文教部”礼教司负责；1937年7月，“文教部”被撤销后，这一职能又转到“民生部”社会司；1943年3月战时行政机构改革又恢复了“文教部”，宗教事务再次被移交给礼教司，由礼教司和负责调查宗教情况的宗务官共同管理。汇总满铁调查报告的数辑《宗教调查报告书》就是由这些机构编印发布的，宗教法令也多由它们颁布。
在此之外，间接管理、干涉宗教事务的机构更多，比如“满洲国协和会”、警务系统尤其是特务机关、关东军尽管并无宗教职能的明文设置，却都会插手宗教事务，甚至比起直接管理的机构起到更大更重要的作用。
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满洲国协和会”，这是“满洲国”“建国”之初被期待作为“未来的领导者”进行一党执政的官民一体化组织，它的会长就是“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尽管随着关东军对“满洲国”统治的深化，这一预期并未成真，但在监控宗教的工作上，它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比如：东北地区沦陷后，1935年满洲基督教联合会会址迁到吉林省长春市。满洲基督教联合会是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后，为了控制和利用基督教而设立的组织。它在宗教、社会和政治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日伪当局推行其政策和思想的重要工具。联合会的活动和影响，不仅在当时对东北地区的基督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宗教领域的侵略和控制。1936年伪满洲国政府通令基督教各宗派加入满洲基督教联合会，安息日会不肯加入，特请日本安息日会联合会会长小仓执郎牧师到长春，与伪满洲国民生部交涉，民生部同意单独以基督教安息日会满洲总会名义存在，但取消“复临”两字。后加派伊藤繁美（日本人、女）协助安息日会办交涉事宜。这里体现了安息日会的反抗，遭到了日本方面的压迫。
其次，是日本排斥列强、独占东北的需要。日本殖民当局认为，东北民众“信基督教者甚多，传教士多为欧美人”，不能领会、宣扬“建国精神”，所以“基督教传道可看作欧美人在满洲的扩张”。在东北地区，天主教的传播以法德系为主，主要分布在吉林省境内。法系天主教一直接受罗马教廷的指令，伪满洲国建立后，对日表示友好姿态。在1934年4月，天主教在“新京”（长春）设置了罗马教皇“驻满洲使节”，把东北划分为9个教区进行管理，拥有10万信众。
据日本特务机关调查，天主教信众对“传教与信仰”的看法是，“传教与行政无关，传教是精神方面的行为，行政则是外在的行为；皇帝是一国之主，同时也是一个人，而教皇则是全世界的主，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皇帝也应信奉基督教；从精神和肉体的关系来看，基督掌握人的精神，政府掌管人的肉体”。鉴于此，日本特务机关认为，天主教的“身心有别，只把肉体奉献给政府，而把精神全部奉献给基督的思想，是轻视国家的观念，有导致否定国家的危险。万一把基督和满洲国元首对立起来时，那么怎么办呢?很难回答。满洲国建国时间还很短，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帝国的认识，当务之急是对作为向民众进行宣传、教化机关的宗教，如何统制。（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编，《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第20页。）
九一八战争为什么发生？近代史家已多有叙述，不过在许多原因之外，尚有一点被人所忽略的，值得在此一述。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吞灭了朝鲜，日俄之战，日本又取得“南满”为势力范围，遂处心积虑，想利用东北做桥梁，以实现其所谓“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满蒙政策”。他们不顾一切，使出最后的一招——置张氏（张作霖）于死地。其后，发动了战争。
日本侵占东北后，扶持傀儡皇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妄图全面统治东北，当然也包括对基督教的控制和迫害。
三、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基督教进一步的控制和迫害
伪满洲时期，日本在东北有其独立的“日系”基督教组织。他们以这个体现为基础，对外蚕食中国的基督教组织。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卑鄙手段。
根据特务机关在热河地区的调查（热河是中国旧行政区划的省份之一。热河省成立于1928年，1955年撤销，存在了27年），欧美的传教士以救济为名，捐助当地贫民许多资金，因而深得民心。而且当地信徒生产的产品如羊毛等，都供给同一宗教系统的公司。这种联系一旦建立起来，这些民众的生活就有了长久的保证。换言之，他们的主要经济生活控制在欧美牧师手里。热河部分地区的经济命脉，已经被掌握在欧美牧师手中了。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天主教表示亲日态度，但其思想上的归属、经济生活的渗透令日寇十分担心。究其根源，是日本民族在近代曾遭受过列强的侵略，传教士先来传道，军队随后跟来。所以日本殖民当局对东北的基督教信仰极为敏感，深恐英美等列强势力借机插足东北。
为了日伪当局“治安防共”的需要。自伪满洲国建立以来，东北各地反“满”抗日活动风起云涌，尤其是间岛地区（吉林省延边地区），大约50万民众有反“满”抗日情绪，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朝鲜半岛，而且其反“满”抗日意志最为坚决。日本殖民当局妄图通过军事围剿来镇压反“满”抗日活动以达维护治安的目的一再落空。日本殖民当局不得不承认日“满”两军虽以不懈之努力“讨伐共产匪贼”，但“匪贼之根绝，绝非易事”。
在东北传教的基督新教，包括基督教监理公会、长老会、公理会、浸信会、卫理公会等，其中以英美系基督新教为主。1912年成立基督教青年会，在辽宁省影响很广，特别是在辽宁沈阳的“奉会”，大约有8万信徒。吉林省延边地区以德系天主教为主，在朝鲜人中很受欢迎，因为这个地区是朝鲜人居住较为集中的。据日本特务机关调查，辽宁、吉林延边两地区的基督教教徒中有危险的反“满”抗日倾向分子和间谍分子。特务机关认为，延边地区的德系天主教对当地朝鲜人的境遇表示同情，并理解他们的想法。正是天主教的神父，在“九一八”时，向国际联盟提供了极为详细的情报。在讨伐“匪贼”时，天主教会就是他们的避难所。在大如城郭的教会院子里，建有种种设备，储存着各种生活必需品，能够自给自足。在日“满”军队“讨伐”时，教会会发给民众保护证明书，以谋求扩大会员和信徒队伍。天主教对这些“不法分子”以救济为名伸出怜悯之手，深得民心。辽宁美系的基督新教的复临安息日会，在其传教过程中经常分发小册子，其中常出现“国耻纪念日”“不承认日满”“我是中国人”等“反满”词句，还出版、印刷月刊报纸。（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著，《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第40页）而且，在庆祝伪满洲国“国庆”日的时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都没有参加。因此，日寇认为这是中国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反“满”抗日的行为。
关东军为了强制推行奴化中国东北人民的政策，指使伪满政府制定发布了《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之不敬罪处罚法》，规定对有“不敬”罪者要判处徒刑，还特别规定无论何人对于在帝国领域外违犯本法，也按这个法律规定处罚。
1942年1月22日，辽宁铁岭市市长徐渐久在铁岭市公立银冈女子国民优级学校对一百多名中国人教员的讲话中说：“在建国神庙里祭祀日本的天照大神，这就如同是把老张家的祖先让老李家去祭祀。”由于这一讲话，因此徐渐久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以所谓“不敬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1942年4月28日，关宪高第263号，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关于铁岭市长危险讲话》原件存公安部档案馆。）
日寇在宗教信仰方面的霸道由此可见。
当时美系基督新教还逐渐渗透到黑龙江地区，哈尔滨浸信会在黑龙江发展了22个分会。日伪方面对此极为关注。当时浸信会的牧师美国人莱昂纳多及其妻子，与同会的牧师利博比达根3人，在1936年5月，携带3架照相机以旅行为名，在黑龙江密山、绥芬河、东宁、牡丹江一带频繁往来，被认为有调查日“满”军备情况的“间谍嫌疑”。
为此，日本特务机关认为，有必要实行宗教统制，对外切断欧美列强与东北基督教的联系，“尤其在精神领域的开拓上充分尽力”，对内“灭绝暗中‘援匪’、‘通匪’住民”，使“匪贼皇化”，转为良民，并借机从事间谍活动，刺探其抗日活动情报。
鉴于上述原因，日寇为了攫取东北地区基督教会的控制权，加快了对宗教统制和迫害的步伐。
比如利用军警宪特进行严密监控。日本殖民政权利用警察、宪兵、特务机关，通过监视、审查等各种手段对基督教会进行严密监控。
日本殖民政权通过邮政检阅制度对教会人士以及教徒的信件、电报、电话、出版物进行秘密检查，涉及日伪暴行、批判社会的书信都要被没收，相关人员轻则被警告，重则被逮捕。关东宪兵队成为邮政检阅制度的指挥者和主要实施者。他们在邮局设立特别室，以秘密拆看信件、监听电话、监察电报等手段，发现和侦察反日活动或对伪满不利的言论等。各宪兵队每月编订一期《通信检查月报》，上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以各地月报为基础向关东军司令官报告，并在关东宪兵队和各派遣军宪兵队间相互通报。《通信检查月报》的主要内容分为要旨和邮件检查情况两部分。要旨主要介绍本月通过邮件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和处理情况；邮件检查情况又分类为抗日通信、抗日刊物、可疑通信、对防谍上有害通信、对军纪上有害信件、对“国内”治安上有害通信、有关民心动向的观察资料等。关东宪兵队实施的邮政检阅制度，不仅针对中国人，而且针对所有生活在东北的外国人。1937年七七卢沟桥战争之后，日本殖民政权将防范欧美间谍作为情报工作的重点，加强了对包括基督教教徒在内的欧美侨民信件的检查。
除了检查教会人士的信件、电报、电话外，伪满傀儡政权还经常搜查教会，查抄所谓“违禁”书籍。1932年伪满成立后，溥仪就下令：“满洲国境内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不得使用中国教材。”日伪当局下达“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1934年“奉天”宪兵分队邮政检阅制度是日本宪兵队针对包括教会人员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往来信件、电报、电话、出版物进行秘密检查，对其中反映日伪暴行、“危害”殖民统治等内容进行删除、扣押、烧毁、部分涂抹等处理。
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不可回避的一个日寇炮制的“基督教组织”：满洲基督教会。
满洲基督教会是日本人创立的，在中国的朝鲜族中传教和发展信徒（信徒中有少数汉族和日本人)。日本国内基督教各宗派共同组织东亚传道会，发起人是东京的退役将军日匹信亮、退役军人（日本关东军情报班长）山下永幸（在沈阳开设永信洋行）。传教的重点地区是中国东北。1933年9月15日，在奉天正式成立满洲基督教会，封立葛延芳为牧师，聘请奉天西关长老会柏基根（英）、刘国华两牧师为顾问。初创时期由日本东亚传道会补助经费。在中国东北划设三个教区。第一教区设在新京（长春），第二教区设在吉林洮南，第三教区设在河北热河（教区长福井二郎、日），1938年统计，三个教区辖教会15个。
第一教区教区长是山下永幸（日本人），住在长春市二道河子教会，1934年月1日成立，会址在吉林大路44号，首任牧师姓张，其后是王作光牧师，1938年1月传道主任刘光照。
第二教区教区长是吉持久雄（日本人），住在吉林省洮南县尊和中街洮南教会（今址果园路东聋哑人草绳厂处），教会成立于1934年9月19日，教会牧师松木恒夫（日本人）。曾创办圣书义塾，培训传道员。1936年1月在开通县成立坐坦昭村教会，修建会堂三间。1938年第二教区办事机关和圣书义塾迁往哈尔滨市马家沟教会，马家沟教会成为日本的满洲基督教会传教中心。
1940年初统计，在吉林境内有教会3个，传道人3名。1941年第二教区教区长吉持久雄夫妇回日本，接任者日本人原雄一，传道人是日本人松本恒夫和高文卿（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要求基督教会要组织信徒，在宗教活动仪式中参拜天照大神神牌，在这个问题上满洲基督教持不同意见，第二教区长原雄一和中国牧师杨在天被捕入狱，出狱后不敢再从事宗教职业，教会衰落。（详见《吉林省志.卷四十四·宗教志》）
这里说一件伪满洲国对东北基督教迫害的一件大事：1935—1936年日寇对于东北基督教的逮捕行动。
这一行动使东北基督徒深感震惊。他们此前并未得到任何危险警告，他们有着基督徒普遍存在的安全感。虽然日伪政府并未停止对教会的监控，但他们并未想到日本人会对具有英美背景的教会下手。一般信徒认为自己很普通，没有什么可怕的；地位显赫的基督教领袖认为他们对形势有足够的了解，并不存在危险。但是他们毫无征兆地被捕了，警察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通知他们的家人，被捕者被禁止通信，他们的亲友事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被捕者遭到秘密刑讯的同时，便衣警察来到其住处和所在教会搜查罪证。拥有什么物件会被定罪不得而知，谁将是下一个被捕者也不确定，心慌不已的基督徒赶忙销毁掉任何可能被视为威胁的东西，如东北沦陷前的遗物、旧课本、小人书、中国内地的印刷品，甚至撕掉赞美诗中上帝祝福中国的页面。他们以前认为《圣经》是安全的，从未想到封面印着“出版于上海”的字样会给他们带来麻烦，这样的《圣经》在伪满洲国也在违禁品之列。
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在后续的文章中还会讲述。
1937年日本内阁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1939年8月日本基督教同盟就确定了基于该纲要的《基督教实施强化案》，通过与世界各国基督教诸机构的沟通来阐明“我国的根本目的，使之正确理解中的事态”。1940年日本基督教同盟代表小崎道雄等人与北美基督教会代表座谈，企图“化解”其对日本的误解。
与此同时，部分中国基督徒也因为与传教士的关系而遭到逮捕和折磨。比如，1942年上半年哈尔滨浸信会牧师蔡约翰和圣洁会牧师在奉天被捕受刑，日本人要求蔡约翰供出与美国人栾马丁的关系；大约同时期，锦州一带很多教会首领被捕入狱：李廷魁等5位基督徒也在辽宁北镇被拘押了18天。该时期日伪当局对中国基督徒的逮捕可能另有目的，据基督徒杨松山回忆：“事后得知日本人用的是两面手法，一方面制造恐怖气氛，使教会工作人员中的大部分被迫转业，使信徒中有社会职业的人大多数不敢来教会，把剩下的主要负责人孤立起来，以便监视；另一方面又由协和会出面在各大宗派中酝酿建立满洲基督教会。通过这个办法，把日本牧师打进教会中来，以帮助建立伪满洲国基督教为名，实现他们监视中国教会的目的。”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日本教会的行为，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东北基督教最终在日伪政权的打压下被日本教会控制。
这一阶段，是日本基督教会在东北最为活跃的时期，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力扶植下，确立了新的宗教统制体系，将全东北的基督教会置于日本侵略者的严密监控之下，为其殖民统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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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