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弦歌壮哉有我圣徒，抗日救国投身淬火之炉。
神佑中华正义战胜邪恶，亦有教会学校身先士卒。
亲爱的弟兄姊妹，接着《烽火弦歌：抗战时期中国基督教大学的救亡图存之路（上）》，我们今天再次来分享这个话题，回顾历史、不忘过去，展望未来，踔厉前行。
“战争早期带来了几乎所有教会学院和大学的混乱，261所中学关闭或迁移，268家医院中大约60家严重破坏或关闭。多数干扰因服务中的重振精神和锲而不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补救。但是，不能低估在财富、人事和有用的特性上的损失。高级医疗和教育人员广泛迁往自由区，其他有价值的普通信徒和一些牧师群体的迁移也相当多。”（贝德士：《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
8.庇护难民与爱国师生
抗战期间，中国多所基督教大学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利用其特殊的地位（特别是拥有外籍人士的背景）和校园设施，成为了庇护难民和爱国师生的“安全岛”，在南京、北平（北京）等沦陷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南京沦陷后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大）成为南京安全区核心。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为保护无法撤离的平民，由德国商人约翰·拉贝为主席、美国传教士等国际友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
金陵大学校园被划定为安全区内的主要难民收容所之一。其广大的校舍（教室、礼堂、宿舍等）迅速挤满了寻求庇护的平民。
南京沦陷期间，金陵大学、金陵女大成为安全区核心，收容数万难民。魏特琳（Minnie Vautrin）等外籍教师冒死保护妇女儿童；辅仁大学等北平教会学校暗中保护抗日师生，抵制日伪奴化教育。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则被指定为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的难民所，由该校教务长、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女士（Minnie Vautrin）负责管理。
基督教大学大规模收容难民。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魏特琳日记以及幸存者证言等史料记载：整个南京安全区在高峰时期收容了约25万难民。
金陵大学校园内收容的难民数量在高峰时达到约3万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在魏特琳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收容的妇孺儿童数量最高峰时达到1万余人（远超其设计容量）。校园里搭满了临时棚屋，走廊、教室都挤满了人。
魏特琳女士是这段历史中最著名的象征人物之一。她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守护在校园门口和围墙边。《魏特琳日记》详细记录了日军频繁闯入校园企图掳掠、强奸妇女的行径。她多次直面日军，据理力争，甚至以身体阻挡，将妇女们藏在阁楼等处。日记中充满了“今天又有日本兵翻墙进来”、“我挡在门口不让日本兵带走那些姑娘”、“校园成了诺亚方舟”等真实而惊心动魄的记录。她因此被难民们称为“活菩萨”。
金陵女大不仅提供物理庇护，魏特琳等人还组织难民登记、分发食物、建立医疗点、提供心理安慰等，在维持基本生存和抵抗恐怖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金陵大学的教授，如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史迈士（Lewis S. C. Smythe）等，也积极参与安全区工作。他们除了在校园内庇护难民，还作为国际委员会委员，奔走于日军司令部、日本使馆等处，递交日军暴行报告，抗议日军暴行，试图为安全区提供更多保护。贝德士等人记录了大量日军暴行证据，为后来的东京审判提供了重要材料。
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后，日伪政权开始推行奴化教育，强迫学校使用日伪教材、进行日语教学、向日本天皇行礼等。许多公立大学被迫内迁或关闭。
在北平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因其由美、德等外国教会主办（当时德日属轴心国关系），享有一定的治外法权和相对独立性，暂时未被日伪强行接管。这使得它们成为沦陷区中一个相对“安全”的教育和文化阵地。这些学校暗中保护爱国师生、抵制奴化教育，庇护未撤离师生： 这些学校成为许多不愿接受奴化教育、或因故无法随公立大学内迁的爱国师生的避难所。学校为他们提供了继续学习和工作的场所。
辅仁大学在德籍校长陈垣（著名历史学家，虽为外籍身份但心系祖国）及校务长雷冕（德国籍）等人的领导下，成为抵制奴化教育的典范。陈垣校长利用其学术地位和德国背景（日方对德国有所顾忌），巧妙周旋。
他们坚持使用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教材（或内容相近的自编教材），拒绝使用日伪教材。特别注重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的教学，激发民族意识。陈垣本人开设的《史源学实习》等课程，常以宋明遗民气节激励学生。
学校还积极开展学术活动： 举办具有民族气节的学术讲座和展览。拒绝悬挂伪政权的旗帜；学校暗中保护被日伪通缉或怀疑的爱国师生，资助他们前往大后方。学校成为地下抗日活动的一个联络点。
这些学校的中外教职员（如陈垣、魏特琳、贝德士等）所展现出的勇气、智慧和奉献精神，是抗战时期人道主义光辉和坚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的南京安全区另一个重要的救援组织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其中有金陵大学和金女大留守的外籍教职员如贝德士（副校长、历史学系教授）、史迈士（社会学系教授）、林查理（农艺学系教授）、麦卡伦（大学医院行政主管）、屈穆尔（大学医院）、威尔逊（大学医院外科医生）、华群（金陵副校长教育学系副教授）等8人都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骨干成员。而金大和金女大校区也正在安全区范围内，因此可见这一群体在维护安全区秩序和救援方面所担负的责任。他们本有许多机会在南京沦陷之前撤离，美国大使馆曾多次催促他们离开，但他们都为了学校留了下来。金陵大学西迁成都后，校长陈裕光委任历史系教授贝德士组织了紧急委员会，成员主要是留在南京的中外教职员，贝德士任主席，史迈士、林查理和屈穆尔等都是紧急委员会委员。陈校长反复叮嘱他们多加小心，不要为了保护校产而冒生命危险，生命价值高于一切。但是，他们出于一个基督徒的良知和信念（他们大多都是传教士教育家），利用他们中立国的身份和校产在安全区的优势，在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最危险时刻，他们坚持留下来，而且把数万难民庇护在校园内，他们的献身与大无畏精神永远值得中国人铭记。还有一些中国教职员，如金陵大学的齐兆昌、陈嵘、顾俊人等，以及多位我们现在还不知姓名的中方教职员，他们所遭受的危险更甚于外籍人士，但在日军面前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勇敢和坚毅，他们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地工作，为救援难民做出了极其可贵的贡献。
这些历史事实，通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档案、魏特琳日记、贝德士证词、幸存者回忆录、辅仁大学等校史、陈垣文集以及众多学术研究，得到了充分的记录和证实。它们不仅是基督教会在华历史的一部分，更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不可磨灭的、彰显人性光辉与民族气节的篇章。
9.文化抗战与精神动员
出版抗战刊物，组织爱国演讲，激发学生救国热情。华西坝五大学联合举办"抗战建国"系列讲座；基督教学生团体发起"一日一分救国捐"等募捐活动，支持前线。
爱国文艺传播方面：华中大学师生创作话剧《山河泪》在武汉公演，票房收入全数捐给马占山部队；燕京大学（北平沦陷区）学生秘密成立"燕京生活社"，传递延安广播、印发《灯塔》地下刊物；部分师生经"西山游击队"路线投奔抗日根据地；辅仁大学（北平）学生拒绝参加日伪"庆祝占领武汉"游行，撕毁标语；校方以"学术活动"为名掩护爱国社团，如"史地研究会"暗中讲授岳飞、文天祥等事迹。
沪江大学刘湛恩校长亲自撰写《抗日歌谣集》，用方言民谣唤醒民众。
金陵神学院院长诚质怡发表《基督徒的国族责任》，驳斥“不抵抗主义”。
10.督教大学学生响应政府号召，参加中国军队。
1944年国民政府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基督教大学响应尤为踊跃，华西坝五大学超千名学生投笔从戎，组成"知识青年远征军"赴滇缅战场；福建协和大学百名学生加入海军学校，参与东南沿海布雷作战；之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参与"中美空军合作计划"，输送物理、工程专业学生报考空军。在1944-1945年间的冬天，燕京大学有大约13%的男生志愿报名参军，其中一些人进入了军官学校，一些人参加了空军。还有不少基督教大学学生利用外语较好的条件，为盟军服务，担任翻译、通讯等工作。基督教大学的师生们还多方进行抗战宣传，捐钱捐物，慰劳和支持抗日军队。福建协和大学的师生们迁到邵武以后，组织起救亡剧团和救亡歌咏团，深入到附近民众和军队中进行演出，同时还向他们演讲当前形势，以此激发民众积极支持抗战，鼓舞军队士气。
金陵女大化学系师生为川军自制战场消毒剂，月产万瓶支援前线；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们满怀“抗战事业在我的左肩上，建国事业在我的右肩上”的神圣使命感，走出校门，通过演讲、表演、展览、发行刊物、放映抗战电影等形式，宣传国家存亡已至最后关头，教育和鼓动广大民众投身抗战事业。正如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的报告中所说的：“炸弹和侵略者的军队不能阻止这些基督教大学，因为它们知道，他们肩负着更为重大的责任，培养能够使中国脱离危难的领导者。与此同时，整个国家所遭受的破坏和苦难也深深地打动了它们，使它们贡献出全部力量来帮助战争中无助和痛苦的受难者。”
11.不屈不挠抗战到底
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基督教大学的师生也表现出敢于牺牲的斗争精神。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在“八一三”事变后，积极从事救亡工作，并担任各界救亡协会主席，向国际社会进行正义宣传，被日本人视为“抗日思想的魁首”，于1938年4月被暗杀。华西协合大学女生黄孝，因参加救护工作身负重伤而牺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占领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先后有20多人被捕，其中陆志韦、张东荪、蔡一谔、赵紫宸、林嘉通、陈其田、侯仁之等6人被日本判刑。判词谓：“燕京大学是抗日的大学你们向学生灌注抗日思想，并选拔学生，资送他们到重庆治下，增加抗日力量。”
12.抗日亦不忘学业
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并没有因条件艰苦而一蹶不振，相反，在政府的极力整顿之下，高等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到1942年中国的大学数目有增无减，由战前的108所上升到115所；学生增长7.5%，达到45000人；基督教大学的人数也增长到9009人，由战前占大学生总人数的15.3上升到20%。到抗战胜利，大学生的整个规模比战前扩大了一倍，专科以上学校比战前增加了70%。高等教育不仅有规模上的扩张，在推进专业和课程标准化方面也有很大的进展，并且以此加强了对全国公私立高校的控制。
战争打乱了中国基督教大学正常的教学秩序，13家基督教大学在1942年前有11家被迫离开原有校园，跋涉几千里来到陌生而又艰苦的环境，给师生带来很大的困难和不适。但正如金陵女子大学华群所言：“在那些不安、恐怖和痛苦的漫长岁月里，宗教确实成为现实，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抗战时期基督教大学经历的时局与环境的大变迁，也为宗教教育和宗教生活带来一些新气象。另外，基督教大学在抗战时期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人们对基督教的宽容和理解实在优于战前。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从事福音工作的罗天乐说：“教会在战时的社会服务工作和传教士对国家的忠诚，使得学生中间反对基督教的声音全部消失——没有人再对基督教怀有敌意，只有散开的心灵，学生对基督教有了一种新的态度，从冷漠和反对变成询间和欢迎。”
罗天乐略带夸张地说：“在华西——相当于半个欧洲大的地方，没有一个学生对基督教不友好，都敞开了大门。”不论是公立还是教会学校，学生对基督教的兴趣都有了很大增长。正如校董联合会方卫康的观察：基督教大学的宗教教育既有很多的困难，“也有光明的一面”。
当然，作为高等教育机构，基督教大学支持中国抗战最基本的体现便是坚持办学，为抗战建国培养高级人才。战争爆发以后，基督教大学面对战争，选择了继续开办的方针，决定克服一切困难，为中国的抗战建国做出自己的贡献。福建协和大学校长在1937-1938年度报告中的话，或许可以代表所有基督教大学共同的思想：“我们现在正处于巨大的民族危机之中，中国的独立和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我们的学校是自由中国边区仍在开办的少数几所高等学校之一，我们意识到我们肩负的教育责任。因此，我们将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努力继续我们的教育服务，使我们能够对加强人民、国家的士气，培养建设国家的领袖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认识到，这所大学是为中国和中国人民服务而建立的，它不能对中国国家的利益采取漠然视之的中立立场。……我们绝对不能向任何罪恶的力量和权力妥协。我们不会为了我们物质性的存在而出卖我们的灵魂，在抗击日本侵略一年多以后，中国人已经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人民为其自尊和和平正在做出的巨大牺牲已经向日本军事主义者表明，由于他们蔑视所有的原则，他们不能以武力征服中国人，也不能使国际法原则和正义的确是基督教教育的好机会。”
往事如烟已数十年，不忘主内爱国前贤。爱国爱教反抗侵略，我辈自强做光做盐。我们今天分享、回顾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基督教院校和爱国信徒的事迹，仿佛他们就在眼前，这里分享的只是那些为国、为民族流血牺牲前辈们，包括我们基督教院校的先哲们所做的、可歌可泣的无数壮举的冰山一角而已，不是我以区区一万多字就可以讲述完整的。尽管如此，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基督教教育界“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爱国家、爱人类”的普世情怀，抗日战争胜利和全国解放后，这些大学逐步并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虽然不复存在，但其抗战时期的爱国传统和行为已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的重要篇章，亦是我们基督教界爱国教育的重要内容。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全文完。）
参考文献：
1.陶飞亚和吴梓明著：《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
2.南京大学校史室等编辑：《金陵大学史料集》
3.徐以骅著：《基督教大学与神学教育》
4.章开沅、刘家峰、王薇佳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5.燕京大学徐淑希编的《南京安全区文献》
6.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
7.《拉贝日记》
8.马敏著：《基督教与中西文化的融合》
9.罗伟虹著：《中国基督教（新教）史》
10.顾长生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