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大学，包括基督教大学（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在民族危亡之际，积极投身爱国抗日活动，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以下我们做一简要的回顾与分享。
基督教传入中国，可分四个时期：即唐代的大秦景教为第一个时期；元代的也里可温教为第二个时期；明代的罗马天主教为第三个时期；及至清代的基督新教为第四个时期。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是始自19世纪。英人马礼逊牧师(Robert Morrison，1782—1834)于1807年来华传教时，由于当时中国采取闭关政策，严禁传教士进入境内传教，马礼逊牧师只得在马六甲开办一所教会学校，时为1818年，该校名为“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实为传教士来华所建的第一所学校。办学之初，马礼逊的理想有二：一是为促进欧洲与中国间语言文学上的相互沟通，让欧洲人士可以学习中国的语言及文学，也让华人可以学习英语，接受西欧文学与科学成就；二是透过学校教育，促进基督教思想在东亚和平的传播。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开始积极在中国内地兴办学校。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传教的热诚，要促使“中国基督教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借助在政治上取得的优势，可以在各开放通商的口岸——即天津、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等地兴办学校，教会学校的数目因而剧增。根据晏文士(Charles Keyser Edmunds)在《中国现代教育》一书中的报导，1918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的统计已达到6000所，学生超过15万人。
基督教新教差会创办的主要大学有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华中大学（Huachung University）、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之江大学（Hangchow University）、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金陵女子文理学院（Ginling College）、华南女子文理学院（Hwa Nan College）、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等，这还不包括天主教创办的辅仁大学（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等。
就在基督教大学在中国化道路上取得重要进展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对于尚未完全被国人接受的基督教大学来说，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战争是对其中国化进程的严峻考验。基督教大学在整个战争期间，与中华民族息息相关、共赴国难，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到反侵略战争之中，它们的努力得到了中国社会各界的称许，进一步推动了其中国化的进程。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前夕，让我们回顾历史、追思先哲、继往开来，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不息。
其实，早在1931年“九一八”日寇侵华战争后，中国基督教大学师生迅速响应，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这些活动既体现民族气节，也凸显基督教“爱人如己”的普世精神。督教大学坚持抗日救亡的主张，并付诸实践，明确表达了自己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坚定的民族立场。
1.内迁办学，保存教育火种
中国基督教大学在抗战时期的维持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的努力。作为各所基督教大学北美托事部（或董事会）的协作组织，它在美国筹集各大学急需的办学经费，协调各大学的教学活动，并推动各大学间更加密切的相互合作。与此同时，它本身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最终导致更大联合组织的成立——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抗战期间沦陷区70余所高等院校，包括基督教大学被迫内迁西南，对我国尚属薄弱的高等教育来说，不啻是一场大悲剧和大损失，是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累累罪恶之一。被迫西迁，不光使千千万万的高校师生颠沛流离、历尽磨难，而且使各高校蒙受了沉重的财产和学术损失，破坏了经多年积累的高等教育基础。八年抗战，沦陷区各高校的财产和书籍损失是不计其数的。
为躲避日军侵略，许多基督教大学西迁至四川、云南等地。例如，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迁至成都华西坝，与华西协合大学联合办学，形成"华西坝五大学"。在迁徙过程中，教会大学的师生员工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跋涉，风餐露宿，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保存了中华民族的火种，写下了中国抗战史册上极为悲壮动人的一页。
2.明确表明抗日救亡主张
各大学明确表达了自己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坚定的民族立场。九一八后一个月内，中国的13所基督教大学向国民政府递交请愿书达47次，占当时高校抗日请愿总数的68%（据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刊《真理与生命》曾发表社论，谴责日本“违逆公约蔑视人道、破坏人类文化的罪恶”，并号召中国基督教徒联合世界信徒，“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扰乱世界的罪恶”，“绝对不与日本人民有任何的合作”，并且“本着耶稣精神及信徒自己的理解参加救国运动”。当年11月30日至12月5日，燕京大学还举办了爱国运动周活动，“全校师生、职员、工友总动员，除一小部分学生赴南京请愿外，余均参加”。校长吴雷川和校务长司徒雷登都在运动周结束会上发表了讲话。吴雷川说：“爱国运动周活动虽然结束，爱国的工作实在是才起头。”司徒雷登则希望燕大学生锻炼身体、修养品格、努力学习，从而能使中国“不出二十年，在世界上必得他相当的地位”。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燕大师生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及至1937年战争爆发，各基督教大学以各种形式直接参与到这一关系民族存亡的救国斗争之中。在日本军队攻占沿海一些城市的过程中，当地的基督教大学都积极地进行战地救护和各种救助活动，为中国军队和市民服务。当日军攻陷南京时，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为中国难民的避难所，先后有25万人来到这里寻求避难。岭南大学救助了8000名难民，之江大学设立的救济中心总共收留了75000名中国难民。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和湘雅医学院还通过其附设的医院进行救助伤员。华中大学的师生和内迁到武昌的金陵大学、金女大的师生在武昌设立了一个救护站，救护路过的中国伤兵，在很短时间内为数千名过路的伤员提供了帮助。到战争后期，还有不少基督徒参加了抗日的武装队伍。
3.培养抗战急需人才
调整课程设置，开设战时救护、工程技术等实用学科，为抗战输送专业人才。金陵大学农学院培育优良作物品种，支持大后方粮食生产；医学院培养战地医护人员。燕京大学在北平沦陷后仍坚持办学，1941年因拒绝日伪管制被迫关闭，部分师生辗转至成都复校。
有的基督教院校实行收容流亡师生与教育坚守，主要是庇护东北难民。如燕京大学：开放校舍接收流亡学生，1932年设立“东北学生特别班”，免收学费（如作家萧军曾在此避难）；福建协和大学：为流亡至福州的东北学生提供食宿，增设日语翻译培训班服务抗战。
与此同时，各基督教院校还积极抵制奴化教育。如辅仁大学（北平）：校长陈垣拒绝日伪教材，在历史课中借古讽今讲授“夷夏之防”；圣约翰大学：虽处上海租界，仍秘密组织学生研读孙中山《救国宣言》。
4.直接参与战地服务
各基督教学校师生组成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担任救护、翻译等工作。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组织学生参与难民救助；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协助八路军建立无线电通讯网，秘密输送药品物资。
金陵大学成立“学生义勇军”，聘请退役军官开展射击、救护训练（1931年11月）；之江大学：师生在杭州山区演习野战救护，为后续淞沪抗战储备后勤力量；齐鲁大学医学院：组建“战地医疗队”北上锦州，成为最早进入东北战场的教会医疗队（1932年1月）；华西协合大学：提前开设创伤外科课程，培训学生处理枪伤、冻伤。
各大基督教院校开展学生抵制日货运动。
沪江大学：学生成立“抵制日货纠察队”，在上海码头稽查日货，焚烧查获商品（1931年10月）；东吴大学（苏州）：师生联合商会发起“国货运动周”，编印《日货替代品名录》分发市民；岭南大学：师生募捐购买飞机命名为“岭南号”捐赠东北义勇军（1932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带领学生缝制棉衣、医疗包送往黑龙江抗日前线。
5.投身抗战支持前线
华中大学师生组织了战时服务团，分了7个小组：宣传、空袭和火灾救护、急救、物资保障、侦察、交通等小组。为充实活动经费，每位中国教职员拿出了两个半月的工资的2%，外籍教职员也做了很多奉献。华中大学主要的贡献是救护伤兵，他们在武昌最大的伤兵医院做了6个月的洗衣工作。华中与金陵女子大学及武昌青年会合作，在鲢鱼套火车站建立一个伤兵医院，服务工作都是华中师生筹划。华中学生成立各种组织在武汉内外做宣传，访问伤兵，替他们写信。女生为前线将士亲手做了棉絮背心，男生捐献了1000双凉鞋。岭南大学迁到香港后，曾在暑假组织慰劳团，赴粤桂两省慰劳战士及为伤兵难民服务。岭南还派员参加粤港基督教团体组织的慰劳活动，又为战士筹募寒衣，师生捐款万元，而且全部参与征求“伤兵之友”活动。齐鲁大学在成都的女生下去访问前线军人的家属，帮助他们写信及其他工作，带花生及糖果给孩子们等。虽然她们中大部分都有经济困难，但都捐钱给伤兵之友社。华西协合大学在公共卫生系主任高文明教授(Wallace Crawford)的倡导下，开设急救和护理学习班，有92名学生参加，准备在遭遇飞机轰炸时参加急救工作。
全部女生都选修了护理课程。华西协合师生还募集裹衣400件，毛巾400打，印有“矢忠政府”四字于其上，以期激发将士忠勇之心。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还参与了抗战前线的服务工作，对中国军队的一次战役获胜做出很大的贡献。1941年5月25日，中国军队在福建大湖和日军展开了一场激战，华南200多师生为保证军队的后勤供应，自发地连夜参加包装食品的工作，并在每块“光饼”（当地一种中间有洞的硬面点）中间都夹有一封写给士兵的亲笔信，这给了战士以很大的鼓舞。指挥官李良荣在一本描写这场战役的小册子中特地表彰华南女院的贡献，称她们是一支“背后的军队”。1943年11月，国民政府发动了一个“学生从军运动”，学生的响应远远超过政府的预料和接受能力。基督教大学学生参军热情也很高，燕京共有79名学生被录取，有66人参加陆军或后勤部队，3名男生参加了远征军，9人参加了空军，1人进了海军，入伍空军的9人相当自豪，因为9所大学的数百名报名者只录取了30名。还有6名教员决定也入伍。还有相当多的基督教大学学生成了军队翻译，有3名福建协和大学学生在史迪威的缅甸作战军里担任翻译；金陵女子大学和燕京大学的相当一部分女生在成都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担任打字员、电报员或会计。
6.辽宁基督教大学的抗日斗争
大家都知道，抗战是从1931年九一八之后开始的，共14年。在辽宁的基督教大学主要是有司督阁等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医学院。如奉天（沈阳）医科大学、盛京医科大学等在日伪严酷统治下，仍以多种方式参与抗日活动。由于东北沦陷较早，这些活动往往隐蔽进行，许多细节因史料散失或当事人沉默而鲜为人知，但仍有部分案例可考：奉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前身）的医生和护士，曾冒险为抗日义勇军、地下工作者提供医疗救助。1932年，医院秘密收治被日军打伤的抗日义勇军成员，通过伪造病历或谎称“普通病患”躲避日伪审查；部分外籍教师（如英国、加拿大籍医生）利用“治外法权”身份，为伤员提供庇护，甚至协助转移至关内；师生通过教会网络，将药品、绷带等物资偷运给抗联部队。1937年后，部分物资经地下党渠道转送至华北抗日根据地；1935年，奉天医科大学一名教授（身份未公开）曾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助其以“学生”或“校工”身份潜伏；九一八之后，有部分师生辗转逃出东北，加入大后方的抗日工作：如盛京医科大学毕业生张查理（著名外科专家）赴西安，担任战时医疗培训负责人。一些学生加入八路军医疗队，如晋察冀根据地的卫生学校中即有东北基督教大学的毕业生；部分师生参与国际反法西斯情报网，通过教会渠道向英美等国传递日军在东北的军事部署信息。南迁教授通过发表文章、国际演讲揭露日伪在东北的暴行。例如：1938年，原奉天医科大学教授在匿名在《英国医学杂志》发文，谴责日军731部队的细菌实验罪行。
同时，辽宁的基督教大学在日寇的魔爪下面临挑战与牺牲，受到严密监视和高压镇压，日伪特务（如“宪兵队”）长期监视基督教大学，多名师生因“反满抗日”罪名被捕。1941年，奉天医科大学一名中国籍助教因私藏抗联传单被处决；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外籍教师多被关入 “奉天俘虏收容所”，学校被日伪强行接管等。
但是在日寇和伪满洲国政府的高压之下，东北基督教的大学的抗日活动，仍然在地下秘密地开展。
7.国内、国际宣传与外交支援
在抗战初期，尚未被日军侵占的基督教大学就在当地开展了民众教育和抗战宣传工作。
由于华南做的效果很好，政府要求全所有初中以上学校都要以华南为模范，要求所有初中以上学生都去社会服务训练营六个周，然后进行三个月的实习。福建协和大学的师生也深入内地进行民众动员，宣传“抗战建国”的意义。
从1938年1月至4月底，大学负责8个县的民众教育，宣传普通卫生知识、救护常识等。福建协和大学还修改课程，增加战时常识、战时经济、战时工程等。每周有一天时间，全部教职员学生分区出发实施服务民众工作。全体学生参加了省当局组织唤起民众的训练，男生赴邵武、惠安工作，女生赴晋江、闽垣工作。
岭南大学成立了战时乡村服务团，服务的乡村范围主要是河南一带地区，时间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期两周，连续在乡村工作，后段两周则分布在全学期其他周，每周服务一日。服务工作由各教职员负责，事前训练，事后总结，成绩合格给予三学分。形式有标语、墙报、演讲、演戏、家庭探访、救护训练、组织儿童团、妇女团等。
在国际方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利用教会国际网络向海外揭露日军暴行，争取国际援助。如金陵大学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在东京审判中作证南京大屠杀。
基督教青年会（YMCA）发起"学生救济运动"，募集海外资金救助流亡学生、发起“国难祈祷周”，在各地教堂宣读《为遭难同胞祷告文》。
亲爱的读者，有关抗战时期中国基督教大学的爱国救亡我们今天暂时分享到这里，请继续关注。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