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基督教的传播呈现出独特而复杂的面貌。中国早期基督教群体具有三个重要特点：其一，信徒多来自下层社会，在清政府的压制与怀疑中艰难生存，常被视为“异类”；其二，传教士采取“以医传教”策略，创办了中国首批现代化医院，如广州眼科诊所、湘雅医院等，推动了西医在华发展；其三，通过“以教育为依托”的方式，创办了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高等学府，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教育体系。这些特点既反映了文化冲突，也展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其历史遗产至今仍值得深入探讨。
一、“特殊”的基督教群体
中国早期基督教的第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们多半为下层社会的人物，同时又因为“近洋”，与通事、买办等人一起，被官厅视为“奸棍”和“刁民”，受到疑忌和迫害，既因生计艰难而饱受磨难，又因胥吏和衙役的盘查、勒索而颠沛流离。当地的情势允许他们居留时，他们常常在信徒的掩蔽之下，匿藏在城镇或乡村传教，一旦风声鹤唳，又不得不辗转流亡到大陆以外的澳门、香港或南洋一带避风。为此，1826年，清政府在《大清律例》之下又加了如下条文：
如有外人在华地宣传天主教，或秘密印刷书籍，或聚众宣传，蛊惑人众者；又如有满、汉人等受外人指使，宣传彼等之宗教，或秘密改用洋名，迷惑人众者，经审判属实，为首者绞立决。如有宣传宗教、迷惑人众，而不改称洋名者，绞监侯。信从洋教而不悔改自新者，充军新疆，给予能以强力令彼等改正之回教徒为奴。
传道人蔡卢兴和蔡亚高兄弟两人，就曾因为替马礼逊秘密印刷宗教书刊，而遭到官府追捕，幸而他们闻风逃逸，未被捕获。此后马礼逊不得已请葡萄牙人为他刻印书刊。1819年中国本土宣教士梁发回广东原时，将所著《救世录撮要略解》印行二百部分送亲友，未料有一名印刷工向官府告密，梁发被捕下狱。虽经马礼逊疏通十三行商人极力营救，终以“离国出洋”之刑律“科罪”血从两足流下，饱受缧绁、鞭笞，被衙役用竹片在腿上毒打三十大板之苦后乃得获释。
1834年，首任商务监督律劳单和两广总督卢坤发生冲突时，这位英国商务监督用石印布告张贴各处，谴责清朝当局对外处置不当，广州知府旋即怀疑张贴布告者为分发传单的中国传道人所为，大肆搜捕，梁发闻讯先逃往澳门，然后在零岛乘船避走马六甲。
从上述官厅追捕信徒的行为，可以看到中国官府和上层社会的文人，是如何视教民为“异类”的。多年以后，中国近代散文家、外交家，也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起者薛福成仍有这样的评论：“中国（民教）之衅，何时而弭?虽然多事，犹中国之幸也。何也?以民之未尽变于夷也。窃恐数十年以后，耳濡目染，渐之不怪，则附之者日多，彼洋人敛中国之财，咱中国之民，启中国之变，胶固盘结，踞我堂奥，闲暇伺会，迅云合以起，而洋人纠群国之制其弊，虽有圣人不能为之谋矣!”这段话的白话文翻译大概是这样的：
中国（指中国民众信仰基督教）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平息呢？虽然现在情况复杂，但还算是中国的幸运。为什么呢？因为民众还没有完全被外国文化同化。我担心几十年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习惯了这些外来的东西，不再觉得奇怪，那么信仰基督教的人就会越来越多。那些外国人会从中国敛财，利用中国的民众，引发中国的变乱。他们在中国扎根，等待时机，一旦有机会就会迅速行动。而外国人会联合其他国家来对付中国，那时候即使有圣人也难以谋划对策了！薛福成在当时算是个开明的人，但他对于中国民众信仰基督教可能带来的后果感到担忧，这无疑反映出那个时代上层社会对中国教民的轻视和鄙视。薛福成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下竭力同西方国家展开外交斗争，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在那个时代，不失为开明者，但是他对于中国民众因信仰基督教的后果所引起的忧患意识，无疑反照出那个时代上层社会对于中国教民的蔑视和鄙夷。
尽管官厅和文士视中国信徒为“非我族类”的异己力量，但是事实表明，中国信徒身上的爱国心并没有因信洋教而泯灭。正是梁发这位一再被官厅捕拿的“逃犯”，在鸦片战争前夕冒着被官府发现的危险，来到广州，见到在广州任领事中文秘书的马礼逊之子马儒翰(1814-1843年)，对他说：“如果英国政府派遣兵队来到中国杀害中国人，那么中国此后再也不会接纳《圣经》和听英国传教士讲道了。”他请求马儒翰为基督教着想而用种种努力来阻止战争的发生，虽然他的用意在于避免战争给基督教传播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但言语之中，爱国热忱与民族意识仍历历可见。
二、中国早期基督教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以医传教”
早期的传教士接近中国社会下层人民的有效方法，是兴办医院为病人治病。以广州为例：伯驾(Peter Parker)是美国美部会（美国公理会海外传教差会，为美国新教最早的海外传教差会）传教士，也是来华的第一位医疗传教士。1834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又被按立为牧师并被派往中国传教。他后来脱离美部会，直接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为美国在华利益服务，在早期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那时的传教士们发现，广州患眼疾的人相当普遍，据统计仅广州一地就有四千七百五十名盲人，还有许多患其他眼疾的病人，广州新豆栏医局开张以后，六星期内就有四百五十人来求诊，病人不仅要求治眼疾，也要求治疗别种疾病。传教士医生在医局开设后的第一年，一共诊治病人二千一百五十二人次，其中治眼疾的种类有四十七种，其他疾病二十三种。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说：“我坚决相信，他（伯驾）在地球上这一大片最黑暗的地区，正在推进真明和文明的伟大事业，所采取的是最安全、最聪明和最迅速的手段。”
伯驾在医治病人的同时施行布道，他邀请梁发到他的医院布道，梁发在博济医院举办每周礼拜会，伯驾非常称赞梁发的布道本领：“他用极其动听的话，详说救主的生平和遗教，并指挂在墙上的《病者获愈》的图画，对他的听众说，那些病人之所以获愈，乃由于救主的赐福和医生们能遵守耶稣的诫命及其遗法以治病之故。”梁发的礼拜叙会第一次赴会者有华人八十名，西国传教士十人；第二次到会者有一百八十人；第三次人数增至二百。最初，梁发也相信从医药的工作上去宣传福音是最有效力的。那种礼拜会持续了三年半之久，先后叙会的人共计有一万五千人次，可是在许多人之中，真心研究基督教的只有三人，可受洗的却一个也没有！除了每礼拜日在医院主持的礼拜叙会之外，梁发又在附近的一座福音堂中礼拜叙集，那堂可容纳一百人，是由梁发出资兴建的，堂内守餐信徒共有八人。1847年，梁发对他的工作作了统计：他曾向一百三十人布道，分送《圣经》六十八份、小书二百八十本，他曾为四位妇女和小孩施洗。
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医院有很多，比如广州眼科诊所：由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创办，是中国境内第一所现代化的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约翰·洛克菲勒是二十世纪初享誉世界的石油寡头，他决定投身到慈善事业中，并将注意力锁定在了医学上。最终，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在北京成立一个医学机构，即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的协和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前身是1844年基督教伦敦会在上海开办的一所教会医院，称为“中国医院”，这是上海最早的一家西医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原为宏恩医院，建于1926年，解放后被命名为华东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公济医院）：是一家天主教会主办的医院，开办于1864年。杭州基督教圣爱康复医院：位于杭州基督教敬老院内，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首个由基督教敬老院筹建的医院。
在我的家乡辽宁有一家著名的医院：辽宁省沈阳市盛京医院，前身是1883年苏格兰教会在沈阳兴建的盛京（施）医院，这是东北第一家西医院。盛京医院的创始人是英国籍苏格兰人司督阁牧师，他于1882年奉苏格兰基督教长老会派遣，来华施医布道，并在1883年抵达沈阳，创办了东北第一家西医诊所——盛京诊所，后逐步扩大为临时医院。
毛泽东主席曾经向亲友推荐的长沙湘雅医院也是由基督教相关组织创建的。湘雅医院的前身是1906年由美国耶鲁大学校友成立的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委派爱德华·胡美博士来到中国，在长沙创办的雅礼医院（Yale Hospital）。这个协会由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和教职员工创立，最初是作为一个传教事业，旨在通过教育来改善世界。后来，1914年湖南省政府委托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合作，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中美合办的高等医学教育机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雅礼医院随之更名为湘雅医院（Hsiangya Hospital），其中“湘”代表湖南，“雅”则是Yale的音译。
在辽宁还有丹东“丹国医院”：由丹麦牧师于承恩和其他丹麦传教士创建，拥有116年历史。1906年于承恩和他的丹麦基督教传教士团队在丹东开办了男科医院，1907年在元宝山麓八道沟创办了“基督教女医院”，统称为“丹国病院”（Danish Mission Hospital）。鞍山市岫岩的西山医院（现在的岫岩县中心医院）原名岫岩基督教会医院，创始人为宁乃胜（1875年-1945），美籍丹麦人，医疗传教士。该医院在当地有重要影响，是岫岩地区设施最好的医院，附设有护士学校。
总的来说，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医院众多，这些医院不仅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医疗服务，还推动了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
三、早期中国基督教传教是以教育为依托
20世纪以后，由于基督教新教传教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推出新教创办的基督教大学，以及由新教和天主教创设的各类初级和中级的教会学校，在中国教育界形成了一支特殊的力量。从19世纪起，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就曾将教育作为一种宣教手段，明恩浦就曾经说过，传教士在中国的职责，“不仅是招收个别的信徒，而是介绍一种新的道德和精神气候”。1905年，清政府在实行新政的过程之中废除了科举制度，持续了一千余年的传统教育制度因而改变，新式学堂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设立，给予在华的各派教会发展自身的教育事业造就了一些机会。同时，在新式学堂中就读的青年学生，已逐渐取代旧式的士大夫而成为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在19世纪，士大夫曾经是反教的主体力量，到了20世纪，基督教传教士认为有必要通过教会教育来改变新一代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看法。
1909年，穆德曾经写道：“世界上有四万万人民的国家只有一个，那个国家进步现代的新潮流，也只有这第一批人。这第一批受到现代教育的学生，将来便成为新中国的领袖。他们要设立新的标准，并且走入新的途径。我认为，这些人受基督化而与基督教发生友谊的关系，实在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我常常有这样的渴望，因为恐怕我们失去这种卓绝的机会。”
1900年庚子事变以后，传教士除了利用赔款恢复原有的教会学校以外，在各省又新开设了大量的教会学校。到1918年，教会学校比1900年增加约四倍，共约一万三千所。其中大学有十四所，中小学所占的比例是：中学约15%，小学约占85%，学生总数约三十五万名。天主教学生约十五万名，基督教新教学生二十万名，大学生约一千名。其中美国教会教育事业的比重很大：到1914年为止美国在中国开设的初等教会学校已近二千所，学生四万五千名，中高等学校共二百八十六所，学生二万三千名；其次是英国，初等教会学校有一千四百余所，学生三万二千名，中高等学校共二百四十一所，学生七千八百名；德国初等教会学校有一百六十四所，学生近五千名，中学十五所，学生有五百多名。在中国从事教会教育的美国人与英国人的比例，在1905年是7.7比2.2，美国占了压倒的优势。
天主教在中国开设的学校，到1914年共有八千零三十四所，学生总数共有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名，绝大部分为初等学校或教理学校；而当时基督新教开办的学校共有四千一百余所，为天主教的半数，但学生总数约一万一千三百名，已接近天主教的数字。这是因为基督教比较重视发展中高等学校，特别是大学，两者相加，1914年共有一万二千余所教会学校，学生总数约二十五万名。至于余日章在1915年所作的统计，更为惊人。他报告，当时教会在华的学校，计有小学五千多所，中学师范二千多所，大学三十六所，传道学校一百四十三所，工艺医学校九十多所，学生总数达四十三万八千九百二十七名。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有五万七千二百六十七所，学生总数约一百六十三万名。仅依据前一项统计，与教会学校的比例是五比一，学生是六比一，可见教会学校在整个中国教育事业中是一支庞大的力量。直到1918年，由于中国本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会学校所占的比重才所下降。
下面简要介绍基督教在中国创办的学校。
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1906年创办，由美国基督教南北浸信会创办；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1904年创办，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联合开办；金陵女子大学（Jinling College）：1913年创办；金陵大学（Jinling University）：1888年创办；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1900年创办；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1919年创办，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1879年创办，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教会大学；之江大学（Hangchow University）：由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在中国杭州联合创办；此外还有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长沙雅礼大学（College of Yale-in-China），湖北文华书院（Boone Memorial School），武昌博文书院（Bowen College），以及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这些学校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中国的教育和社会现代化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教会学校经过1952年的院校大调整，被拆分、合并到了其他学校之中。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