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基督里平安！我们继续分享这个话题。
五、伪满洲国对东北基督教的进一步迫害和垂死挣扎
1941年12月，日本帝国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从这一年开始到1945年的四年间，中国东北地区的基督教状态发生了变动。变动的原因和目的，是日本侵略者剥夺欧美差会的传教领导权，将东北地区基督教领导权掌握在日本侵略者手中，服务于日本帝国发动的太平洋战争。
1941年至1944年间，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授意下，伪满洲国民生部和协和会中央本部，直接或间接地对东北的基督教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
（一）成立满洲基督教会本部，取代成立不久的基督教团体满洲国基督教联合会。“本部”于1942年12月17日成立临时措置委员会，“委员会”的代表日本人石川四郎被授权处置基督教的问题。
（二）该“委员会”决定，将与日本交战国即同盟国（美、英等国）的传教人员（主要是男性），全部集中到奉天城（沈阳）的汇丰大楼加以软禁，迫使基督教东北传教士协会代表邱树基（英）、方德立（英）谈判，要他们交出在东北地区的传教权，将各地的教会房地产移交给“委员会”。邱树基等迫于无奈按石川四郎要求，办理了移交手续，1942年欧美传教士被日本关东军驱逐出东北地区。
（三）按日本侵略者的需要，以“本部”的名义，变动各宗派及其所属的教区，将多而杂的各自分立的宗派、教区，缩编为少而简的教区，由“本部”直接控制。1941年至1942年间，日伪当局勒令关闭东北中华救世军及其所属的“队”；勒令关闭东北基督徒聚会处，1944年逮捕关押了基督教主要领导人；撤销各宗派所属教区，新成立9个教区直属于“本部”，其中分布在吉林境内有新京（长春）、四平街两个教区，奉天教区辖吉林境内一部分教会。但这种变动正在进行中日本帝国便战败投降了而终止。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以汉族信徒为主体的基督教宗派有长老会信义会、浸信会、神召会、撒冷会、复临安息日会（未加入“本部”）、真耶稣会、耶稣家庭等8个；吉林境内原有的12个教区缩编为2个。这个期间，由于英、法等国籍传教人员被软禁驱逐，再加上差会津贴中断，有些较小的教会、分会和活动点自行解散。基督教活动场所显著减少。
（四）“本部”于1941年11月决定，全满耶稣教朝鲜长老会、监理会、东亚基督教、圣洁会、满洲基督教会、朝鲜基督教会等6个宗派合并，组成满洲朝鲜基督教联盟，撤销原宗派及其所属的教区（其中吉林境内8个），原各宗派声援“大东亚圣战”，派遣宣教使定期到当地监狱进行“教诲”活动。1945年4月，石川四郎召开教区长会议，确定了“教化五大运动”，即“国民教化挺身运动”“增产报国运动”“储蓄报国运动”“国民道德运动”“建立必胜防空体制运动”。东北地区基督教各宗派合并后，在“本部”领导下，实行“五个统一”：1.组织统一。取消各宗派，合并为“单一的日本化的”满洲基督教会。2.号令统一。取销各宗派发号施令的领导机关，令只出“本部”。3.仪式统一。各宗派的仪式、教义、规例，都实行“日本长老宗式”。4.统一信仰天照大神。各宗派的思想纳入日本“唯神之道”思想体系之内，膜拜日本天照大神神牌，基督教受日本天皇统治。5.行动统一。对日本的在华政策和一切号召，要一致响应，“不得稍有偏差”。此外，在其它方面也采取了措施。1942年2月15日、石川四郎发表《通告书》，指令东北各地基督教会，“务要坚持宗教报国意志，祈祷圣战早日完遂”，“以宗教思想来培养我们的建国精神”，要求信徒“与善邻友邦（指日本）相提携，在大东亚共荣圈内，创设可以为他人模范的理想国家。”1942年10月，“本部”献出1.4万元，支援“大东亚圣战”。派遣教牧人员定期到当地监狱活动，要求“犯人”改悔，不要反满抗日。1945年4月20日，石川四郎召开教区长会议，确定“教化五大运动”，这个“运动”刚刚开展四个月，日本帝国便无条件投降了，就随着日本战败而土崩瓦解了。
据史料记载：1942年以后，东北被捕的传教士被移送日本，大部分通过交换战俘的方式辗转回国。
1941年以后的东北基督教，因西方传教士被捕而鲜有西文资料留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北教会的转型，只能从当时东北基督徒的记录和日伪政权官方资料中了解。从目前可以找到的几种文献可以确定，东北基督教教产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被捕也被冻结。辽宁长老会牧师孙鹏翕（辽宁盖州人，1951年被选举为中华基督教会东北大会理事长、曾任东北神学院院长）在1949年以后的回忆中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当即启用“东亚传道会”会长山下永幸的接班人石川四郎。石川四郎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是日本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的同学，与日本政界联常严系密切。1941年12月17日，石川四郎邀请伪满洲国基督教联合会会长、东北大会总干事胡成国召开东北大会，改原来的“教务会”为“临时措置委员会”。会上推举石川四郎为会长，全权代表东北大会向伪满洲国政府联络办理一切事宜。在与日伪政府达成一致意见后，12月31日石川四郎与在押的英国传教士领方德立(J.W.Findly)等订立合同，将教会所有房地产和部分资金移交“临时措置委员会”。
关于这些，由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宗教志》有更为翔实的揭露：奉天的王凯、李廷奎等参与协议，改组长老会东北大会“教务会”为“临时措置委员会”，移交公款为伪币573 866.94元，其中大部分为石川四郎私吞。
民国31年(1942年)3月27日，在长春西五马路教会组成伪“满洲基督教会本部”，将东北基督教的19个教派（不含安息日会）合并在一起，划分为8个教区。供职人员如下：胡成国任会长，陈景升、张海云任副会长；王荆山任财务部长；王子真任传道委员会会长；崔毓宁（当时长春教会医院院长）任医疗委员会会长；范昨非（当时神学院教员）任宗教教育委员会会长；张海率兼任厚生委员会会长；王凯任出版委员会会长；石川四郎任总务部部长；中野佐武郎、平尾荣任本部干事。实际领导权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民国31年(1942年)10月，伪满洲国组织各宗教团体、教化团体组成“教化报国讲演班”，灌输爱戴日本天皇、伪满皇帝，日满一体、建国（指伪满洲国）精神、王道主义等奴化思想。
民国32年(1943年)春，伪“协和会”还在长春主办“宗教教化团体中坚分子练成会”，同时开展监狱布道及诏书奉戴活动，定每月八日为“诏书奉戴日”。是日，由教会负责人手捧诏书匣，取出包在黄缎子中的诏书，举过头顶，再向信徒朗读，目的借伪满皇帝的名义培养教职人员“亲日邦、仇英美”。此举完全背离了基督教，是彻头彻尾的异端邪教。
上述史实证明，日本官方是利用此时机指使日本牧师控制并整合东北教会组织，以服务于日本的侵略政策，日本牧师在日本教会官方授意下完成了对东北教会的控制。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对基督教的控制，本质是通过宗教统合实现殖民统治合法化。据战后统计，东北基督徒人数从1931年的12万锐减至1945年的不足4万（李孝民：《伪满洲国宗教统治研究》，2010年）。这一时期的宗教迫害，成为日本殖民统治中系统性文化压迫的缩影。为石川四郎与方德立等谈判时担当任过翻译的李廷魁牧师在1946年的报告中说：“大战勃发后，更有在长春传道十余载之日牧师石川四郎，出而帮忙，改组教会机构，使一面能补充教师之不足，一面能应付非常紧急之局面，该石川四郎于西宣教会机能停止之后，一面设法向伪政府交涉取消所有与教会有关之冻结，并恢复教会一切工作之自由。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与宣教会代表正式办完一切有关财产金钱等项之委托，经营保管手续，危局方始稍定。”李廷魁是沈阳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因拒绝参拜神社，于1941年被宪兵队逮捕，教堂被查封（详见《东北基督教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另据日本学者山本有造在《日本帝国主义与满洲》中指出，伪满时期东北约百分之三十的教堂因抵制神社参拜被迫关闭。另一位王彼得牧师在1948年的报告中也说：“太平洋战争勃发后，我大会内苏爱两差会同工尽作阶下囚，拘羁半载，遣送回国。于是华籍领袖，乃独负艰巨，成立临时措置委员会。为应付现实，请日本基督教会牧师石川四郎为总干事，颇得相当助力，经彼多方奔走，教会产业始得保守，未被没收。”（参见孙鹏翕：《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洲怎样利用基督教为其侵略政策服务》《辽宁文史资料》第7辑第116页）
1945年日本帝国投降前夕，吉林境内有基督教宗派8个：即长老会、信义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浸信会、神召会、撒冷会、真耶稣会、耶稣家庭。吉林全境有基督教会176个。在日本帝国统治下，1941年至1945年间，基督教的传播降入低潮。
由于英美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教士抵制日本的统治和迫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将东北的传教士悉数关进沈阳的集中营，用武力把华北、华中、华南的英美传教士分别送进山东潍县、上海海防路和广州的集中营。教堂被封闭，残杀西方传教士的血案不断发生。
如山西长治荷兰籍传教士2人被杀，屯留境内的传教士被杀10余人，在望都、蚌埠等地的丹麦、挪威传教士也惨遭杀害。1938年伪满洲国民生部又颁布了更为严厉的管理和控制东北基督教的法令规则。此一规则共分14大项，34小项，其中第一项明确指出该法令的适用范围包括“寺庙、教会、布教所等宣布宗教之教义或执行宗教上之仪式之设施”和“主持、僧侣、道士、牧师、教师等从事宣布宗教之教义或执行宗教之仪式者”。《规则》规定，设立寺庙、教会等布教场所时，要将设立原因、地点、宗派、传教方法、资金来源、建筑情况、传教者情况、与国内外关系等详情向民生部大臣呈报，得到许可方可设立；现有布教场所的废止、合并、迁移等变更要向民生部大臣申请，须得到其许可并备案；布教场所的建筑、土地、用具等一切财产须详细登记呈报，如有变动必须告知当地长官；传教者的履历、资格、职位、所属宗派等详细情况须上报当地长官，由其予以认可。另外，如果布教者有“怠为本令所定之呈报”、“反公益或其它不应准许存立之事由”或“妨害公安或风俗之行为”时，民生部有权取消设立的资格或禁止布教及其他教务的执行。这一法令的出台使得伪满政府可以合法地对基督教会进行事无巨细的控制，包括组织、信仰、人事、经济、布道等各方面。只有符合日本侵略者利益的教派才能够设立和维持，一旦教会的设立不符合日本的侵略精神或当局对教会有所怀疑，伪警宪就可以合法地进行调查，并随时以种种借口予以取缔。这时东北教会已由外面之压迫变而受内部之统制阶段，所谓言论信仰集会之自由被夺无余。为了确保取缔规则的有效实施，1939年前后伪满各省和特别市的管制措施纷纷出台，主要是针对布道人和宗教财产的监控，各地代表性的法令有《布教者身份证明书发给规则》、《寺庙财产保管规则》等，都是取缔规则的配套措施。依照这些规则，日伪将各宗教团体布教人的传教权，各宗教团体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给宗教团体的传教活动制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1940年日美关系紧张加剧，日伪警宪对教会的监视更加公开化，传道人每次外出传道都要得到警察局的批准，回来时汇报，事无大小，一举一动都受到粗暴的盘问。传道人李廷魁回忆说：“实际说来传道人每人的行动，都清晰的记载在那些特务们的手册中，他们更常常因传道人拜访某一信徒，而生疑心，结果那位信徒便会多日被缠绕于调查、询问、盘诘等情况中。甚而又因警宪方面不放心，而向那位信徒所属的机关函致照会，说明他们的疑点，以致使人们闹得一团糟，也许他们便会因此而被辞，也未可知。”日伪警宪的气势也愈加嚣张，“这时日伪宪特不仅便衣人员，连身着军警制服，腰佩战刀的公开身份者，也大摇大摆频繁进入教会办公室，有意制造恐怖气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未撤走的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日本人提出“击灭英美”，扬言基督教与英美一气，要狠狠整治，传教人员每天都受到日伪警特的种种刁难，盯梢的步步不离地公开跟踪弄得人心惶惶，传教工作无法进行。如果特务们通过跟踪找不到什么材料，就编造题目盘问传道人来进行敲诈，如不对他们进行贿赂就可能被定备丝毫的反抗能力。
这里，我们简单的“倒插笔”回顾一下1935年基督徒大逮捕的事件。
1935年10月12日，日本警务局宪兵队对辽宁沈阳基督教发起突袭，32名基督徒被捕。他们大部分为教会上层人士，包括东北大会宗教教育干事高光达、长春长老会牧师胡成国，东北大会总干事庄振声、沈阳关西教会牧师刘国华、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刘促宜、基督教盛京施医院医生毕天民、刘促明、李学濂、于光元、刘同伦、王俊、高文翰等。但也有一些基层基督徒，如神学院学生张尚民、牛光朴，女学生刘爱光及医院女护士等。此外，宪兵队还拘捕了英美烟草公司和沈阳的上海银行的一些雇员。就在沈阳基督徒被捕的同时，长春、吉林、锦县（现在的辽宁省锦州市凌海）也有数名信徒被检举，接下来三周又有20多人被捕，至1935年年底被捕者达61人，除英国所属教会基督徒外，余者大都是英属公司雇员。
日伪政权为何在此时突然对基督教采取行动呢?《教务杂志》在报道此事时指出，“这些被捕者都没有反政府行为，这次逮捕的唯一目标似乎是恐吓被捕者所在地的所有成员保持沉默，使这些被捕者尽可能地保守更多信息。”此评论十分耐人寻味，日伪政权究竟担心基督徒说出何种信息呢?追根溯源，这次逮捕行动要从李顿调查团说起。1932年，国际联盟派出以英国爵士李顿为首的调查团赴中国东北，以便对中日冲突的性质作出判断。李顿调查团的到来给国人以很大的幻想，东北社会各界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向调查团提供证据，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基督徒也不甘人后。代表团入住沈阳大和饭店时，曾收到以反对建立伪满洲国为内容的500余封信函，据传道人柳兆卿回忆，这些英文信的作者是沈阳医学院、神学院、施医院、青年会、文会高中、坤光女校等各教会机构的基督徒。辽阳牧师李锡元还拾到一些炸弹片，作为日本8架飞机轰炸辽阳小北河镇暴行的证据，设法送到调查团处。此事得到西方传教士的证实，一位外国教会医生在1935年11月写给母国差会的信中称，当时每个被捕者被讯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向李顿调查团提供过证据吗?”日本人对此事恨之入骨，一直耿耿于怀，只是当时迫于舆论尚未动手，故1935年的大逮捕可谓蓄谋已久。
除了上述原因外大逮捕还有其他一些触发因素，如神学院学生张尚民和牛光仆发起的“一文钱运动”，号召每人每天节约一文钱，积攒起来资助两名辍学的学生读书。日本人查知后一口咬定这是“政治事件”，是共产党抗日组织募集资金给八路军买武器药品、协助武装抗日，两人遂遭逮捕。后来宪兵队又逮捕了女学生刘爱光并严刑逼供。再如日本人认为某些基督徒持与日伪政权不合作的态度，必须予以纠正。经历此事的牧师事后回忆称，当时沈阳西关教会的刘国华十分仇视日本人，他不许自己的孩子唱伪满洲国国歌，这一行为体现了他对伪满洲国“合法性”的否认，以及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这种行为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日伪当局对任何反日行为都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他还拒绝日本教会讲道的邀请。有一次被迫与日本人合影留念，当拍照时他突然低头，照了一张看不到脸的照片，因此为日人嫉恨而被捕。而盛京施医院的医生，据说平时经常自称是中国人而非伪满洲国人，从而引起日伪特务的警觉，故而大批被捕。
这次大逮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1935年前后是东北抗联最为活跃的时期，日本关东军遭到沉重打击，据消息灵通的英国驻奉天总领事透露，东京对伪满洲国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一两个重要的官员被撤换。“因此伪满洲国政府急于找到这样一个群体或一些群体，他们受过一些教育并与国外势力有联系，他们可能被看成是伪满洲国盗匪的鼓动和促成力量，他们自然把矛头指向基督教领袖们，因为他们在伪满洲国的中国人中创建了唯一的教育阶层。他们也把矛头指向英美烟草公司和香港银行，因为那里也有受过教育的与英国有关系的雇员。上述基督教私人团体遭到怀疑，显然是因为他们可能为共产主义提供了场所。”由此可见这次逮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针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但由于基督教牵涉其中，必然也会加深日本人的反基督教倾向。英国领事“不认为此运动的起因是反对英国或反对基督教，然而他也承认关东军掌握着伪满洲国的实权，这支军队既反对基督教也反对外国人，因此这一开始本质上未必是反基督教和反英运动，但现在已经具备了许多这样的特征”。
逮捕事件发生后，西方传教士立即投入营救工作。10月17日方德立(J.WFindly)和柏基根(T.M.Bake)为此拜访了沈阳的一名日本军官，开始他不愿谈论此事，后来他说该事件不仅涉及警察，还涉及宪兵队，很难从轻处置。他建议传教士写信给沈阳和长春的日本最高官员，要求他们保护教会。信函于当天下午写好，次日被呈交英国领事。接着英文版信件被送给十名高官，副本呈递英国和日本领事。虽然英国领事对此颇不乐观，但两天后三位医生被释放，或与传教士的斡旋有关。英国领事应传教士要求，草拟了一封代表英国公司利益的抗议书。然而伪满洲国官方回应表示，“满洲国”不是日本，如果英国不承认“满洲国”就必须与东京谈判。奉天英国总领事不得不向日本驻伪满大使交涉，英国驻日大使也一再致信广田弘毅（日本第32任首相，二战甲级战犯）和重光葵（日本大正、昭和时期著名外交官，甲级战犯之一），广田弘毅和重光葵的回答是，该事件是伪满洲国的事情，日本并不知情，英方最好直接与伪满洲国官员放人，完全是一种无耻的托词。
民国33年(1944年)2月1日，经伪满洲国文教部发令命名，组成“满洲基督教会财团法人”。2月28日在伪满洲国法院登记。石川四郎拥有对财团的绝对权力，他出卖了辽宁铁岭和黑龙江阿城两处教会医院，并将沈阳盛京医大医院、坤光女中献给伪满洲国政府，为“圣战”效劳，他自己也大肆挥霍。12月12日，石川四郎召开财团法人伪满洲基督教会理监事会议。会议要求伪满洲基督教会担负国民教化责任，并“率先垂范”，以“达到大东亚共荣圈之完成”。
据此，1945年4月20日，石川四郎召集教长会议，研究开展“教化运动”，即所谓国民教化挺身运动、增产报国运动、储蓄报国运动、国民道义确立运动等。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辽宁及整个东北利用宗教奴化人心的历史宣告结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东北，其中一些地区由解放军接管，基督教各教派摆脱了日本侵略者的控制。
1946年，中华基督教东北大会得以恢复，并开始活动。同时，安息日会牧师刘常礼在奉天成立和平区教会。1948年，朱寄尘牧师到奉天神召会担任牧师。这一时期，一些教会由中国牧师掌管开展教务活动，但也有相当的外国传教士参与其中，并通过经济手段控制教会。辽宁省最大的教派长老会直到1948年还是由英国教会提供资金。（辽宁省志·宗教志，第173页至175页）
谢谢您的阅读，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