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进1937到1941年间的《申报》故纸堆里，我想看看在那个时代，有信仰的人到底在做什么。那时候，太平洋战争的阴影还没完全压下来，但整个国家已经泡在血水里了。翻着一张张发黄的报纸，一群人的身影变得清晰起来——基督徒。在亡国灭种的关头，他们用行动写下的关于救赎、挣扎和奉献的答卷，实在复杂又具体。
这不只是捐了多少钱、救了多少人的流水账，而是在枪林弹雨里，家国情怀跟信仰狠狠碰撞后，沉淀下来的真实故事。
一、炮弹坑边，总有他们的身影
1937年，卢沟桥和上海的炮声，一下把整个中国都给炸懵了。《申报》的版面，一夜之间就只剩下“危亡”两个字。就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教会这股力量迅速冒了出来，动员速度快得让人惊叹。
打仗就是烧钱的事。前线等米下锅，后方难民成群。仗刚打起来，《申报》就登了消息：上海基督教联合会二话不说，先拿出大洋1000块送去华北救急。女青年会的女士们也没闲着，连夜赶工做了一批厚棉背心，送给在前线挨冻的士兵御寒。这送的哪是钱和物资，更是给国人鼓劲的底气。
后来国民政府发救国公债，说白了就是找老百姓凑军饷。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立马组了个劝募队上街宣传，俩礼拜不到，居然凑了超过十万块，还超额完成了任务。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更实在，搞了个“分文救济运动”，号召信徒们每天捐一分钱。听着不多，但架不住人多，硬是汇成了一条专门救济难民的“暖流”。
教会厉害的地方，还在于有“海外关系”。靠着《申报》的报道我们能清楚看到，中国的基督徒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给英美教会发电报，见证日军干的那些不是人干的事，替没家的同胞喊冤。这些声音没白喊，英国教会的回电、美国教会送来的第一笔一万块捐款……真金白银就这么陆续到位。报纸上说，到1940年初，光美国教会给中国的捐款就超过了500万。这些钱，就通过协进会这样的机构，实实在在地送到了华北、华西那些最需要的地方。
除了给钱给物资，教会还忙得给予国人精神支持。发起“为国禁食祈祷日”，信耶稣的将军冯玉祥把复活节跟“中华民族复兴”挂上钩，大家伙儿再联名发个声明，指着鼻子骂日本……这些声音凑在一块儿，在那个艰难的时候，显得格外响亮。
二、是拿起枪，还是递上橄榄枝？
不过，大家伙儿一起对外吼的时候，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每个信徒心里：国家到底该怎么救？ 教义里说“要爱你的敌人”，可面对侵略者的屠刀，这话又该如何践行？ 《申报》上登的都是他们的行动，可行动背后，教会内部早已吵成了一锅粥。
一派是旗帜鲜明的“武力抵抗派”。领头的是冯玉祥这种军政界的大佬，他们觉得，拿起枪保家卫国，就是最大的正义。 他们反问：要是不用战争就换不来正义，那基督徒凭什么不打仗？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战区服务委员会”，直接奔赴前线，给士兵们提供医疗救助、帮他们代写家书，什么都干，成了炮火里最受欢迎的一群人。
另一派人，是铁了心的“唯爱和平派”。核心人物是燕京大学的赵紫宸等人，他们就认一个理：打仗就是犯罪，说啥都没用。他们想的办法是经济上不跟日本来往、去国际上哭诉，甚至想找日本的基督徒聊聊，看能不能把侵略者“感化”了。可说实话，随着战事越来越惨烈，这种想法就越显得天真，甚至被人骂他们是“软骨头”。
而在这两派之间的，是占大多数“稳健派”。他们既不说撸起袖子就开打，也反对躺平了不抵抗。他们觉得，救国的根本在发动老百姓，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于是，这些人一头扎进乡下搞教育，在后方埋头救护伤兵、收容难民，干的都是最累最不起眼的活儿。《申报》上连篇累牍报道的，恰恰是这群人的身影。他们就这么在枪杆子和橄榄枝中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说到底，一个世界性的信仰，要真正融进一个国家的血脉里，这种撕裂和痛苦是免不了的。
三、废墟上的人性微光
不管内部怎么争论，一看到无辜的老百姓在战火里受煎熬，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救人要紧。《申报》用了大把的版面，细细地讲他们在救伤兵、收难民时那股子劲头，这也是那个年代，基督徒留给老百姓最深刻的印象。
基督教青年会搞了个“军人服务部”，在保定、石家庄等地，专给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提供服务。“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则守在许昌、孝感这些交通要道，为了让运下来的伤兵能吃口热饭、换块干净绷带。他们甚至还给伤兵医院办了俱乐部，送去留声机、书报，想给那些在战争中受伤的年轻人一点点安慰。
后来难民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教会就把教堂和学校的大门打开。在上海，基督教联合会这些团体办了几十个收容所，最多的时候收了差不多15万难民。他们不只是给难民一个躲雨的地方，还讲究“教养兼施”，给小孩办免费的学校，教妇女学谋生的手艺，甚至还搞了个“普益工艺社”，组织难民把废弃的破烂改成有用的东西卖掉。这些做法，在当时看是相当聪明的。
在这中间，外国传教士的角色很特别。他们仗着自己中立国公民的身份，在炮火里护送难民、运送物资。日本飞机炸完，广东的英国教会医院、重庆的美以美会医院，就成了救命的方舟。
四、《申报》这扇窗，没告诉我们的
《申报》这扇窗确实宝贵，但透过任何一扇窗，看到的风景都有限。
首先得承认，其报道主要集中在上海、汉口这些大城市，而这些地方，恰好是教会影响最强的地方。所以读者看到的，大多是“城市基督教”的故事。可中国还有那么大的内陆和乡村，其他地方的教会是怎么参与救亡的？《申报》里几乎没怎么说。
其次，报道的重点也很有意思。《申报》一个劲地夸教会的人道贡献，但对教会传教的事儿，却提得很少。可实际上，那时候教会的救济和传教，常常是绑在一起的。报社这么编稿子，八成是为了团结更多人抗日，可这也让我们光看这份报纸，没法全面了解教会做这些事的完整面貌。
总的来说，《申报》的白纸黑字，给我们后人捞起了一段真实却零零散散的记忆。可以肯定的是，在抗战最难的那几年，中国的基督徒真没闲着。他们用自己的组织、资源和信仰，实实在在地参与了这场救亡图存的“圣战”，尤其是在救人这方面，怎么夸都不过分。
但这段历史也不全是“光环”。各教会、各信徒在信仰的路线上吵翻了，恰恰从侧面说明了：当普世价值撞上民族危机时有多拧巴，而《申报》这个“包打听”，也必然有其了解不到的角落。
最公允的说法应该是：十字架下的这条救亡路，既有豁出命的奉献，也有信仰上的挣扎；既是了不起的人道主义行动，也同时在传扬福音。只有把《申报》的记录，放回到更乱七八糟的历史堆里，跟别的史料一块儿对照着看，我们才能摸到那段历史，真实又滚烫的心跳。
参考资料：《申报》1937～1941年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