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座沿海城市成为通商口岸。这既是中国近代民族屈辱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化革新的起点。
作为早期的通商口岸，自然吸引了一些西方人来到此地生活，他们当中有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等等，成为近代最早接触中国的西方群体。他们当中不少人留下了见闻，成为当代我们了解五口通商时，这些城市风土人情的重要资料，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
在早期来华西方人中，施美夫虽然在当代国人眼中默默无名，但却以亲身经历，为我们留下了一本关于五口通商中西碰撞，风土人情的好书。施美夫是国圣公会最早来华宣教士之一。
他在1815年6月19日，生于英国西南部森麻实郡的惠灵顿。长大后进入著名的牛津大学深造，并在1849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这段期间，他成为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宣教。
1844年9月25日，施美夫和同工麦丽芝牧师抵达香港，开始其在华宣教生涯。为了更好从事福传工作，施美夫前往五口通商的城市进行考察，以确定教会的宣教基地。经过反复对比，最终确定以宁波作为圣公会在华的重要基地。
可是由于健康原因，施美夫只能把事工交给他人，回到英国养病。在英国期间他不仅完成了在牛津的学业，更是宣传来华传教的重要性。以获取了更多的人力、资金支持。
当然他在英国期间，把在五个通商城市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撰成《五口通商城市游记》一书。出于对宣教事工的需要，施美夫较为客观地描绘这些城市在当时的风情，书中涉及当时的自然环境、各种物产、宗教信仰、官民性格等等方面。从我们描绘了一副180年前，中国沿海城市的画卷。
本书内容生动、客观，尤其是作为英国人的施美夫，出于公义奋笔直书，批判英国鸦片贸易以及鸦片战争对中国产生的破坏。同时也把当时满清官场的腐朽以及普通民众的友善与愚昧娓娓道来，其所展现的社会百态，正好与思想家龚自珍的“衰世说”得以相互对照。此外，施美夫还观察到，当时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以图中国的富强。
当然作为传教士，施美夫也有不少篇幅涉及当时教会发展的情况，并对当时教会发展献言献策，在今天看来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本书也是一部了解近代中国基督新教发展的力作。
1849年，施美夫再次来到中国，并在香港建立了维多利亚教区。负责宣教与教育工作。尤其是在圣保罗书院任职期间，学校获得巨大发展，最终成为当地名校。施美夫因而也被誉为“香港现代教育的先驱”。1864年，施美夫离开中国，并在七年后安息。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