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入中国，做过许许多多的贡献，其中就有翻译工作。翻译介绍西学，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在华文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中国翻译兴盛的时代，往往是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的时期：第一阶段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伴随佛学传入中土，大量的佛典被译介成汉文；第二阶段是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以后，与中国士大夫合作译介西方的自然和人文哲理著作；第三阶段是鸦片战争，尤其是英法联军之役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译书。当时洋务事业正渐次推广开来，军事工业企业如江南制造总局、天津军械局、福州船政局以及各种电线、电报、铁路、轮船、火车等民用企业，也陆续地兴建。但技术的引进并没有伴随着科学理念的指导和传播，这本来是一种脱节，而中西语言不通，又加深了这层障碍。因此，洋务人士曾国藩、李鸿章等视翻译为“制造之根本”，并着意于设立学馆以习翻译。民间有识之士对此亦颇表认同，1860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再次呼吁翻译西书：“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立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气，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
1862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同年恭亲王奕奏请设立同文馆，招收生员，正式开始培养翻译人才，并着手翻译外国书籍。那时，译书的宗旨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以“应世事，济时需”，适应清政府的内政、外交需要。除成立于60年代以前的传教士办的墨海书馆以外，在洋务运动期间，由传教士参与的比较重要的译书机构其中就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这个翻译馆。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于1868年，是在上海成立的江南制造局的附属机构。江南制造局本身是在19世纪50年代，由曾国藩为了对抗太平天国起义并见识到西方火器威力后，萌生设立现代兵工厂的想法而建立的。翻译馆的成立是为了满足制造过程中对大量外文资料翻译的需求。这是19世纪译书最多、影响最大的译书机构。它于1868年6月正式开馆，次年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局，与翻译馆同处制造局西北隅，共有楼房、平房8座74间。
时人记叙曰：“馆在南门外制造局旁，重楼杰阁。门外种竹万余竿浓荫夹道，幽雅宜人。”翻译馆内“人各一室，日事撰述。旁为刻书处、乃剞劂者所居。自象纬、舆图、格致、器艺、兵法、医术，罔不搜罗毕备，诚为集西学之大观”。在翻译馆供职的西方传教士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年）。傅兰雅（John Fryer），出生于英国肯特郡海斯镇的一个穷苦牧师家庭，是19世纪英国圣公会派遣到中国的传教士，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和学者。1861年抵香港，曾任圣保罗书院院长，后赴京任京师同文馆教习，1868—1896年28年中一直受聘于江南制造局译书，是对翻译馆贡献最大的传教士。傅兰雅的一生在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不仅在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和传播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还在教育和科学普及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政府曾授予他三品官衔和勋章，以表彰他的贡献。美国浸会传教士金楷理，1866年来华，1870年受聘为翻译馆译员。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年)，1860年来华，1864年受聘为上海广方言馆教习，1869年兼任江南制造局翻译，直到1881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卫理(1854—1944年)，1887年来华，1898年任翻译馆翻译。英国浸会传教士秀耀春(1856—1900年)，1883年来华，何时入馆不详。美国浸会传教医师玛高温(1814-1893年)，1843年来华，1868年翻译馆初创时，便参与译书工作。伟烈亚力(1815-1887年)，1847年来华，1868年创局之初便入馆译书。除这些教士以外，中国著名知识分子有徐寿、华蘅芳、舒高第、赵元益、徐建寅、郑昌棪、汪报声、钟天纬、瞿昂来、李凤苞、贾步纬，等等。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的西书种类，据徐维则《东西学书录》，到1899年共有126种。1909年翻译馆译员陈洙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共收160种。
据有人统计，以兵法、工艺、兵制、医学、矿学为最多，史志和政书较少，兹举其要者如下：
1.数学方面：《代数术》原名Algebra，英国华里斯著，傅兰雅与华蘅芳译述，从加减乘除、到乘方、开方、方程、根式、对数、代数几何均有叙述，1873年出版；《微积探原》，原名Fluxions，英国华理司辑傅兰雅、华蘅芳译述，共4卷，1877年出版；《三角数理》，英国海麻士辑，傅兰雅、华蘅芳译述，共十二卷，列述各类三角及对数解法；《代数为难题》，英国伦德编，傅兰雅、华蘅芳译述，十六卷，1878年出版。
我们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华蘅芳。华蘅芳，字若汀，生于1833年，卒于1902年，江苏无锡县荡口镇（今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人。861年，华蘅芳被曾国藩擢用，与同乡好友徐寿一同到安庆的军械所工作，绘制机械图并制造出中国最早的轮船“黄鹄”号。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合奏创设江南制造局，华蘅芳参与了该局的计划和开创工作。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内开设翻译馆，华蘅芳与徐寿积极从事翻译工作，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译述，对近代科学知识特别是数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华蘅芳在上海40年，共译西方自然科学书籍12种，160余卷。他译的《地学浅释》等书，是中国最早翻译的西方地质学书籍。康有为曾将《地学浅释》推荐为青年必读书。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求学时，以《地学浅释》为课本，还把全书抄了一遍，连715幅插图亦描了下来。
华蘅芳官至四品，但非从政。他不慕荣利，穷约终身，坚持了科学、教育的道路，与李善兰、徐寿齐名，同为近代科学事业的先行者。
2.物理学方面：《电学全书》，英国瑙挨德撰，傅兰雅、徐建寅译述，共十卷，列述电的发现，性能和电线电报等；《通物电光》，美国莫尔登和汉莫尔同撰，傅兰雅、王季烈译述，共四卷1899年出版。《声学》，英国田大里撰，傅兰雅、徐建寅译述，列述传声、发声、成音原理以及弦音及音律等；《光学》，英国田大里辑，金楷理、赵元益译述，上下两卷，1876年出版，介绍光的运动原理、凹凸镜、光浪（波）的长短、显微镜、望远镜等，分为几何光学和波动光学两部分。是19世纪西方近代光学在华传播的代表作品。
3.化学方面：《化学鉴原》，英国韦尔斯撰，傅兰雅、徐寿译述，共六卷，介绍了当时所知的64种元素，以及各种金属及化合物；《化学鉴原续编》，傅兰雅、徐寿译述，共六卷，补充《化学鉴原》所没有的有机化学内容；《化学分原》，英国包曼作，傅兰雅、徐建寅译述，是一部关于化学定性分析的代表作，共八卷，1871年出版：《化学考质》，原文为德文，德国富里西尼乌司著，傅兰雅、徐寿据英译本译述，共八卷，1883年出版，也是一部关于化学定性分析的代表作；《化学求数》也是富里西尼乌司所著，傅兰雅、徐寿译述，共十五卷，于1883年出版，是关于化学定量分析之代表作品。
4.天文和地质学：《谈天》，为英国著名天文学家侯失勒所著，先由伟烈亚力和李善兰译述，1859年由墨海书馆出版；后来，徐建寅又把到1871年为止的最新天文学观测和研究成果补充进去，于1874年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增订出版，书中分述天图、行星、彗星、恒星、历法等，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以及万有引力定律、光行差、太阳黑子理论、行星摄动和彗星轨道，均有准确的论述和介绍，标志着从哥白尼至牛顿的建立在古典力学体系上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比较系统地传入了中国；《地学浅释》，英国著名地质学家雷侠儿著，玛高温、华蘅芳译述，共三十八卷，1873年出版。书中介绍了地质结构和成因，以及拉马克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此书在当时影响甚广。梁启超曾在《读西学书法》中曰：“人日居天地间而不知天地作何状，是谓大陋，故《谈天》、《地学浅释》二书不可不急读，二书原本固为博大精深之作，即译笔之雅洁，亦群书中罕见也。
5.医学方面：《儒门医学》，英国海德兰编，傅兰雅、赵元益译述，1876年出版，书中论及养身之理、治病之法和方药之性；《西药大成》，英国来拉、海德兰同撰，傅兰雅、赵元益译述，于1879年1894年两次出齐；《法律医学》，英国惠连、弗里爱同撰，傅兰雅、徐寿和赵元益译述，共二十四卷，1899年出版，是近代介绍西方法医的第一部著作；此外还有《济急法》、《产科》、《妇科》、《临政伤科揭要》，等等。
6.兵学和兵制：此一类书在译著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反映了清政府急于讲求军事技术的更新。兵学方面举其要者有《制火药法》、《克虏伯炮说》、《克虏伯炮弹造法》、《轮船布政》、《炮法求新》、《克虏伯炮准心法》、《兵船炮法》、《营垒图说》、《营工要览》、《爆药纪要》、《水师操练》、《水雷秘要》、《开地道轰药法》、《行军指要》、《铁甲丛谈》、《炮乘新法》，等等；兵制方面，有《列国陆军制》，列述日本、印度、波斯、意大利、俄国、德国、奥国、法国和英国陆军；《英国水师考》、《美国水师考》、《俄国水师考》、《法国水师考》，述各国海军；其他还有《西国陆军制考略》、《防海新论》、《水师章程》以及《临阵管见》，等等。
7.工业和商业：主要译著有《工程致富》、《行军铁路工程》、《铁路汇考》、《开煤要法》、《冶金录》、《井矿工程》、《宝藏兴焉》、《银矿指南》、《求矿指南》、《开矿器法图说》；商务方面有《保富述要》、《国政贸易相关书》、《工业与国政相关论》，等等。
8.政治、史志和交涉：《佐治刍言》，原为英国钱伯斯兄弟主编的教育丛书之一，作者不详，傅兰雅、应祖锡译述，共三卷，1885年出版。全书以西方自由、平等理念为基点，分别从家室、文教、名位、交涉、国政、法律、劳动、通商诸方面，介绍西方社会立身处世之道，认为人人有天赋的自主之权，国家应以民为本，政治应以民意为宗旨。这是戊戌以前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最系统的一部著作。《列国岁计政要》，英国麦丁富得力著，林乐知、郑昌楼译述，介绍世界大洲各国人民、土地、商业和交通概况，以及东西方各国政情和社会：《美国宪法纂释》，舒高弟、郑昌棪译述，凡二十一卷；史志书籍有《四裔编年表》，英国博那撰，林乐知、严良勋译述，共四卷，1874年出版，上迄远古，下至1860年，用年表体例，以带王世系，总统承数为经，种族、政教、争战为纬，是江南制造局出版的最早一部世界历史书籍；《埏纮外乘》，林乐知、严良勋译述，共二十五卷，叙述法、德荷、比、印、巴西、英、美等二十七国历史；《俄国新志》，英国陔勒低撰，傅兰雅、潘松译述，共八卷，叙述俄国土地、人口、物产、国政、教会、学校、工业和贸易：《法国新志》，编者译者同上。交涉方面，有《东方交涉记》十二卷，述俄罗斯、土耳其战事本末；《英俄印度交涉书》一卷，续编一卷，述英、俄在中亚争战情形；《公法总论》，英国罗伯村撰，傅兰雅、汪振声译述，1894年以前出版：《各国交涉公法论》，英国费利摩罗巴德撰，傅兰雅、俞世爵译述1894年出版。述及交涉公法缘起，主权含义、国际关系、保护侨民、和约及其签约，公使、传教及议和，等等。这是当时篇幅最大的国际法译著。
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诸多译员之中，以傅兰雅的贡献最为卓著。这位英国传教士毕生译著170余种，出版130余种，在江南制造局出版达66种，并撰写了各类工具书多种。他将译述工作视为帮助中国社会进步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手段，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可大有希望成为帮助这个可尊敬的古老国家向前进的一个有力手段。能够使这个国家跨上‘向文明进军的轨道。”又说：“可见中国多年旧习，必赖译书等法始渐新生。”他希望中国人也能从中了解此举将有益于中国，盖“学术一道，不在一国一邦，故虽视西人为夷狄之邦，亦乐学其有益于中国之事”。
傅兰雅并非一个教会差派的传教士，从1865年以后他即与圣公会脱离了从属关系，所以“傅氏之热心于中国，对国人并无歧视的态度，凡事安分守己，尽其所能尽其所能，贡献于中国社会。此实基于基督徒内在信仰的实践。更为可贵的是在译介西书的过程中，他所创设的科技名词的翻译方法一直为后世所沿用。这些准则是：
(1)沿用中文已有名称，或查明清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已有的中文译述，或访中国客商、工匠，询其通用名称。(2)创设新名：以平常字外加偏旁为新名，仍读其本音，如镁、钾、布、矽；或以字典内冷僻字附以新义，如铂、钾、钴、锌等；构造新词，如氧气、氢气、火轮船、风雨表，等等。(3)编写《中西名目字汇》，即中西译名对照表。
后来在华传教士专门从事过统一译名的工作，傅兰雅则专门负责工艺译名的搜集 。傅兰雅也记叙了与中国科学家合作翻译西书的情形和方法：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读，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人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郢斫，其讹则少，而文法甚精。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中国近代译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机构，也与基督教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不仅为江南制造局的制造实践提供知识原理，而且与京师同文馆、益智书会、广方言馆等译书机构并立，成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西学出版中心。翻译馆聘请了中外学者共59人参与翻译工作，其中包括外国传教士、学者如傅兰雅（John Fryer，前面已经做过介绍）、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他是一位英国汉学家和伦敦传道会的传教士。他于1846年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近30年，致力于传教、传播西学，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伟烈亚力在华期间，不仅在宗教传播方面有所贡献，还在学术领域有着丰富的成就和活动）等，以及中国学者如徐寿、华蘅芳等。华蘅芳我们在前面介绍了，我们这里再说说徐寿。
徐寿（1818年2月26日—1884年9月24日），字生元，号雪村，出生于江苏无锡。他自幼聪颖过人，博览群书，尤其擅长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领域。
徐寿在科学研究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他创立了“徐氏学派”，主张实事求是，强调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他发明了“徐氏地动仪”，是中国古代地震仪的发明者之一，对后世地震预报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徐寿与英国传教士合译了《化学鉴原》、《力学揭要》等多部西方科学名著，为中国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徐寿为了造就科技人才，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于1874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科技学校——格致书院，并发行了中国第一种科学技术期刊《格致汇编》。
总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成立和运作，在翻译和引进西方科技类书籍的同时，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包括基督教文化的交流。翻译馆的工作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它还涉及到了地理、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的翻译和传播，无疑也为基督教等西方宗教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渠道。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它在西学东渐的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对于西方科学认识最高水平。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