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当今基督教面对的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没有标准、没有权威、没有规则、随心所欲……是这个时代，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盼望，也是大家正在不断推进的一种思潮，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与此相适应的神学观念，例如强调上帝的慈爱却淡化上帝的公义，传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却避开死后的审判，十字架是上帝爱的彰显而非公义的要求……这种神学观念极大的迎合了这个时代的人们的渴望——可以享受福音的好处却不必付上任何代价，以致福音完全成了消费品，成为非常廉价的商品，“我需要的时候过来就近一下，我不需要的时候完全可以弃之不顾”；人们不再需要真实的悔改，只需口头告白耶稣基督是主就可以成为基督徒进天国。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思潮已经影响很深，甚至许多神学家也持守这种观点，并为之寻找种种支持的理论依据。本文为美南浸信会南方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针对这一情况所写的反思，他总结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思潮对神学的影响，并勉励我们持守圣经真理，不能放弃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代替性的救赎。全文如下：
当前关于基督救赎本质的争议，尤其是对于罪指向真理，许多年轻的福音派信徒可能不知道，例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替性的死的本质是发生在二十世纪最近25年美南浸信会的保守派复兴的一个主要问题。
在那些年的冲突和争论中，圣经无疑成为美南浸信会最重要的议题，当然其他问题也得到了众多的关注。美南浸信会因为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包括堕胎的权利，福音的排他性和赎罪的本质，分裂成温和派和保守派。正如预期的那样，大多数这些争论按照相同或者非常相似分割成不同队列。就像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被圣经权威的官方原则区分开来，不可避免地，也被教义的实质性原则划分。
在早期阶段，现代自由主义神学发展到对赎罪的代替性本质的公开反感。神学家如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自由主义神学之父，拒绝承认基督的死是代替性的或代人受苦的。施莱尔马赫强调，基督并不是为了这个地方的罪人而死，承受公义的上帝的震怒。相反的，他认为基督的死和复活显明了上帝的爱，以便人们也可能正确的爱他。阿尔布雷克特·立敕尔提出一个与赎罪论的道德影响模式相似的说法——基督的死向罪人揭示出上帝深厚的爱。
当自由主义神学传播到美国时，19、20世纪的新教自由主义者们采用德国模式，拒绝任何代替性或代替人受苦的赎罪论，提出道德影响说的各种变形理论。其他人，跟随鲁道夫·布特曼创立的模式提出对于十字架和复活的存在主义理解。大多数这些理论的追随者拒绝十字架上上帝对罪人的震怒，而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道德课上的政治行动。他们大多数否认基督肉身复活的历史真实性，仅仅认为是神话。
当美南浸信会的绝大多数人坚决抵挡为了迎合现代自由主义世界观的要求而修改信仰的试探时，一些美南浸信会的神学院正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转变至更加开放的宗派立场。新奥尔良浸信会神学院在这方面努力开创了新局面。新奥尔良的神学院决不是美南浸信会最开放的神学院，但其教员包括三位教授尝试转变美南浸信会信徒远离刑罚代赎的主张。这三个人，在接下来的三代人中，影响了许多在神学院中的年轻神学生和牧师。
第一个是西奥多·克拉克。 1959年，克拉克出版了一本最终使他被新奥尔良神学院除名的书。那本书《在他生命的保存：和解的新约教义的研究》，由麦克米伦一个纽约的主要的世俗出版人出版。这对于年轻的美南浸信会神学家是一种罕见的成就，但这本书几乎立刻就引起了争议。
克拉克认为基督徒把太多的重点放在基督的死和复活作为拯救罪人的基础上。他认为基督的生命对于我们的救赎也同样的重要。但他同样也否认上帝的公义和律法公义所要求的惩罚性牺牲。克拉克公开拒绝“十字架神学”，宣称“被钉十架的耶稣被视为人的代替者或人类罪的负荷者，代替人以致上帝的震怒落在他的身上而不是落在罪恶的人类。”
不出所料，西奥多也否认圣经绝对正确无误。他指责对于圣经无误的崇拜，断言信仰的主题和字面的启示是纯粹的经院主义。他很快就离开新奥尔良浸信会神学院，他于1960年被神学院院长利奥·埃德尔曼开除。但是克拉克并不是唯一一个试图使信徒远离代赎是基督赎罪的中心理解的主张。弗兰克·斯塔格也是新奥尔良浸信会神学院的教授，他认为克拉克的问题是因为他的言论太过显眼。“我为自由”，斯塔格在写到他的这位同事时说，“但是我们必须比与我们一同工作的人现实些。一个人不能说所有他想说的，而且不能一直说下去。”
但斯塔格自己仍继续说反对代替性的救赎，即使是在新奥尔良浸信会神学院教书和他以后的日子。1964年，斯塔格调到位于路易斯维尔的美南浸信会神学院任教员。而在每个学校的神学院，斯塔格极力地否认任何十字架刑事的或代替性的特征。作为1980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第一学期的学生，我第一个早课是和弗兰克·斯塔格学习《马太福音》。斯塔格教授再三地强调他拒绝被他称之为“血腥的十字架宗教”。他强烈反对十字架的必要性，声称“上帝没有必要为了赦免罪恶在各各他安排一场谋杀。”
在他有影响力的著作《新约神学》（出版时斯塔格仍旧在新奥尔良神学院执教），斯塔格非常清楚的陈述：“上帝的赦免是免费的。圣父不需要为了获得赦免的权利而惩罚圣子。上帝还清了罪债，然后就没有赦免。上帝他自己赦免，上帝这样做承担了罪人的责任。”
和西奥多克拉克一样，斯塔格否认圣经的无误性。他解释新约的方法，就是强烈认为保罗对于基督工作的认识是错误的。在其他层面，斯塔格拒绝代替性也是根植于他奇怪的东正教式的对三位一体的理解。尽管斯塔格承认基督的神性，他仍拒绝尼西亚信式圣父和圣子的位格性。他似乎还拒绝圣灵的位格。对他来说，对于三一论有缺陷的理解几乎立即导致对基督位格和工作的误解。
三位当中的最后一位新奥尔良神学院的神学家是费希尔·汉弗莱斯。与斯塔格和克拉克不同，汉弗莱斯明确肯定了十字架的重要性，他警告说人提出的理论或赎罪论的模型不可能包含所有在新约中启示出来的关于十字架的真理。但是汉弗莱斯也在试图寻求将教会从刑罚代替赎罪的理解中转变过来。在他1978年出版的书《基督之死》中，汉弗莱斯承认可能存在对代替健全的理解，但他强烈地否认圣父因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刑罚圣子。他写到：“人们为了所谓的罪行惩罚他，可能是亵渎神明或者是一场革命，但是上帝知道他是正义的，上帝一点也没有不赞同他，上帝对他的作为感到满意。换句话说，耶稣经历到人因为犯了极大的罪而被上帝刑罚的那种痛苦，但是他不是被上帝刑罚。
1987年10月19日，新奥尔良浸信会神学院举办了题为“对赎罪论的探讨”的研讨会。媒体的报道表明超过300名感兴趣的学生、教职人员和牧师聚集来听费希尔·汉弗莱斯和佩琪·帕特森讨论赎罪论，然后和克里斯威尔圣经研究中心的主席 (现在是克里斯威尔学院)。这次“讨论”以一种非正式的但充满活力的辩论的方式进行的。帕特森，一个美南浸信会保守派复兴主义的建造者，此次活动最重要的神学家，对汉弗莱斯的著作持反对意见。研讨的目的是尝试互相理解和宗派调解。但是没能成功。冗长的辩论揭示出了在赎罪论的本质上存在着比许多美南浸信会信徒准备承认的更深的鸿沟。汉弗莱斯一遍又一遍的声称他接受所有新约中启示的关于基督的工作。然而，他站在他的非圣经的赎罪论模型的提法上提出基督的死。汉弗莱斯提出的“十字架式的赦免”，他承认没有明确的圣经依据，而是从人际关系的模型中描绘出来。
帕特森公开的清楚的说到他对汉弗莱斯的提法的关注。 那个提法，帕特森争论到，圣经在旧约和新约中都有提到这个揭示救赎论中心思想和关键内容的模型。那个模型，帕特森强调既是刑罚的又是代替性的。为了阐明他的观点，帕特森从两约中找出了大量的文献，特别是从旧约中的献祭系统中。
回望这场辩论，现在距离我们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它显示的主要问题是代替的中心和事实，正如帕特森正确的坚持的那样，圣经中对于十字架的理解是基于代替性的刑罚。但是第二个密切相关的是十字架的必要性。这时候，这两个神学家都直接不同意。汉弗莱斯反复强调他对任何观念的必要性都感到不满意。在他的书中他争论到“我相信寻找十字架的必要性是非常不明智的。确认和明晰十字架的重要性就不必提到他的必要性。”
作为回应，帕特森指出一系列新约章节，包括罗马书第三章21至26节的经文。他同意对于上帝没有额外的限制必要。但是帕特森提出上帝启示他自己会被他自己的本性的必要限制住——罗马书3章特别的
大多数在美南浸信会神学院读书的学生今天可能会被这些在美南浸信会争论的焦点问题而震惊。但它们确实是存在的。正如浸信会历史学家杰森·迪新评论的，1987年汉弗莱斯和帕特森在新奥尔良的辩论提醒我们“一个保守的运动的主要的动机和时机来源于真实重要的神学关切的事。”
那里确实是真实的和至关重要的神学问题。而且不是巧合，至关重要的指的就是十字架。如同这些例子所表明的，围绕赎罪论的辩论并不新鲜——即使是在美南浸信会大会。这种争论已经远远超出美南浸信会作为神学家继续捍卫或否认十字架的含义，尤其是代替性的刑罚的本质。美南浸信会保守的复兴家在寻找一个宗派的神学复苏和拒绝神学自由主义入侵学校。拒绝代替性的刑罚是刺激手段，目标是复苏圣经关于基督的十字架的中心信息。
在紧要关头，新约的中心是与十字架神学有关：“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哥林多前书15:3-4）。岌岌可危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经的核心信息，每当代替性的刑罚在他身上完成时就会被质疑，更不用说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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