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当时中国政府的总统顾问和南京市市长，通晓七国语言，舌战列强，为国家筹得5亿大洋，却被诬陷为卖国贼。花甲之年，毅然捐出全部家产和3000亩土地，创办震旦大学。然而因为权力斗争，他被剥夺了领导权。面对挫折，他没有退缩，在一座破旧不堪的衙门里，带着百余名学生重新开课。当时没有桌椅，只有一块黑板，就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他立下振聋发聩的名字——复旦，意欲振兴中华。
九一八事件爆发时，91岁的他颤颤巍巍地走上街头，靠写字卖对联，硬是筹集了10万元抗日资金。百岁寿辰时，他回顾一生，泣不成声地说：我只是一条狗，叫了100年，还是没有把中国叫醒。把自己比作一条狗，只此一人！他就是中国著名教育家、爱国爱教的基督徒、复旦之父马相伯!
马相伯（1840年4月7日－1939年11月4日），原名马志德，字相伯，出生于江苏丹阳的一个天主教家庭，自幼受洗，基督教圣名若瑟（Joseph），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宗教人士和社会活动家。他是复旦大学、震旦大学（后并入复旦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先驱”和“爱国老人”。同时，他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一生致力于福传、教育和救国事业。
一、马相伯的基督教信仰和历程
马老自幼生在基督教家庭，受到耶稣会培养。他曾就读于上海徐汇公学（耶稣会创办。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Jesuits)亦称“耶稣连队”。罗马天主教国际性修会。源自西班牙语Campania de Jesu，意为“耶稣军旅”。总部设于意大利罗马。耶稣会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天主教会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团体。仿效军队编制组建成半军事性组织。其纪律森严、机构严密。——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基督教大辞典》752页），后加入耶稣会，成为修士，并接受神学、哲学和自然科学教育。
1869年，马相伯晋升为天主教神父，并在教会内担任重要职务。这期间，虽曾与耶稣会有矛盾，但一生保持天主教信仰，晚年仍积极参与教会事务。
他为推动中国天主教本土化，主张“中国天主教应由中国人自主管理”。他的教育理念深受天主教人文主义影响，强调博爱、自由、真理。
马老在其《一日一谈》中说：“人类的自由契约，实在不对。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就在于他的“能群”，乃是由于天性，由于自发，而非由于外铄。他们的群发展而为国家，完全由于两种目的：一种是“饰”的目的，即所谓“消极的”目的；一种是“增”的目的，即所谓“积极的”目的。消除天灾人祸，为国家的最大使命之一。所谓天灾是指水、早、疫疠等等而言。谓人祸，小而言之，盗贼之行劫，贪官污吏之虑民，皆是也；大而言之，内而权奸当国，外而强邻压境，皆是也。用严刑峻罚，使人民不敢为盗，不敢作奸犯科，便是“饰”；用非常手段（如政变革命等等)诛除权奸，澄清政治，甚至变革政权，巩固国基，或遇敌国外患则领导全国人民，“背城借一”，誓死抗争，“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皆是“饰”的工夫。一个国家若果权奸当国便不能抗御外侮，故欲御外侮必先除内奸。然而诛奸御侮，其为“饰”一也。必然把“饰”的工夫做到，然后才可以说到“增”，所谓欲兴利必先除弊，就是这个意思。“饰”与“增”其为用适相等，而“饰”的工夫还在先，所以古人不曰“增美饰回”，而曰“饰回增美”，用意至为深切。因此我又悟到现在一般人高谈和平，实则今之所谓和平，乃是奴隶与主人的和平，而不是平等自由的和平，因为和平是“增美”，而欲得真正的和平，必须先大刀阔斧地与和平之障碍魔鬼和矛贼作殊死战，把他们消灭后，我们才可以“拨云雾而见青天”，在层层压迫或无耻的投降状态中谈和平，皆不知“饰”与“增”之道者也，皆然人面，不知人间有羞耻。
事者也！由事实证明：一般国人实不知国家为何物，中国现在是否还成为一个国家真成问题！国民乎！其起而共雪此耻也！”（马相伯 《三论国家问题》）
二、马相伯致力于教育救国的实践
1870年代，马相伯因通晓多国语言（拉丁文、法文、英文等），被李鸿章聘为外交顾问，协助处理洋务与外交事务；1881年，受清政府派遣，赴朝鲜协助办理新政，并担任国王顾问，推动朝鲜的近代化改革；1890年代，曾随清政府使团出访欧美，考察西方政治、教育和科技。对西方议会制度、教育体系有深刻认识，这影响了他后来的教育救国理念。
马相伯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创建或参与了中国近代三所极具代表性的高等教育机构，分别代表了天主教在华办学、中国自主办学以及教会大学本色化三种不同路径：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与辅仁大学。
1. 震旦学院的创立（1903年）
震旦是马相伯“毁家兴学”的起点，1903年，马相伯捐出全部家产（约3000亩田产和4万两白银），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Aurora University），这是中国第一所近代私立大学。
据丁光训、金鲁贤主编的《基督教大辞典》介绍：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中国罗马天主教教会大学。位于上海。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由天主教徒马相伯在法国耶稣会的支持下创立。初名震旦大学院。设立文学、致知（哲学）、象数、形性（包含理少博物、地质等)4科。1905年改肄业期为4年，附科2年，本科2年本科第一年授法文、英文、文学、中外历史地理、哲学、经济学、法学、算学、物理学、博物学等课程，第二年分为文理两科。1908年改学制为6年，预科3年，本科3年。
1914年将本科分设政法文学科（学制3年）、算术工学科（学制3年）、博物医学科（学制4年）。只收男生，1932年正式定名。1937年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创立，名义上属震旦大学，实行男女同校。后博物医学科改成医学科，学制6年，法政文学科改成法政科，学制5年。1952年并入其他院校。
震旦附属中学：中国罗马天主教教会大学附属中学。位于上海。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由天主教徒马相伯创立。初为震旦大学预科。毕业生可保送震旦大学。开设一般中学的课程，重视法语和天主教义方面的教育。1932年向中国政府教育部门立案。1952年或称上海市向明中学。（《基督教大辞典》第816页）
办学宗旨：“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强调学术自由，课程包括拉丁文、法文、数学、哲学、医学等。
但因与法国耶稣会的管理冲突，马相伯1905年被迫离开震旦。
2. 复旦公学的创立（1905年）
复旦是马相伯与爱国师生“出走”后的结晶，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教育独立与民族复兴的意志；1905年，马相伯带领部分师生另立新校，在吴淞创办复旦公学（后发展为复旦大学），取“复兴震旦”之意。
复旦早期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体现了他融合中西的教育理念。
复旦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典范之一，培养了大批人才，如于右任、邵力子是马相伯在震旦学院、复旦公学时期培养出的两位最具代表性的学生，也是近代中国 “教育救国—民主革命—国共合作”轨迹的活历史。二人既是马相伯“毁家兴学”的直接受益者，也是其爱国、民主、教育理念的继承者与放大器。周恩来1956年评价：“于右任、邵力子都是马相伯先生的好学生，一个以笔醒世，一个以教育济世，殊途同归。”于右任的生平可以用四句话概括：“出身寒微的西北才子，以笔为刀的革命报人，国民党内‘非主流’的元老，至死遥望大陆的诗人”；邵力子后来任复旦校长，也是“国共密使”、“红色教授”，1949年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留北平，后任新中国政务院政务委员，被誉为“和平老人”。
3.参与创办辅仁大学（1925年）
1925年，马相伯协助天主教会在北京创办辅仁大学（最初称“辅仁社”），推动天主教在华高等教育发展。辅仁大学后来成为中国顶尖的天主教学府（1952年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三、马相伯的学术成就
1.语言学成就
马相伯精通拉丁文、法文、英文、希腊文，并研究汉语音韵学。
著有《马氏文通》（与其弟马建忠合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对现代汉语研究影响深远，但该书只署了马建忠的名字。我小的时候读过，也是懵懵懂懂的。
2.马老还有许多著作和著述：
《马相伯先生文集》：方豪辑录，收录了马相伯在不同时期的各类文章、演讲、书信等，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他的思想和言论。
《马相伯先生文集续编》：同样由方豪编著，是对《马相伯先生文集》的补充，进一步丰富了马相伯的著作内容。
《马相伯集》：由朱维铮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出版，在方豪所辑文集的基础上续有搜罗，更全面地呈现了马相伯的思想和贡献。
《一日一谈》：马相伯晚年评论国内外时事的回忆录，1935 年 10 月 5 日至 12 月 21 日，记者王瑞霖在上海采访马相伯，将其口述内容整理成 67 篇文章，先后刊发于天津《益世报》，1936 年初由上海复兴书局出版单行本，1999 年 1 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次出版。
《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徐景贤编录，1933 年由文华美术图书公司出版，汇集了马相伯在国难时期的言论和文章，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呼吁抗日救亡的主张。
《为日祸敬告国人书》：马相伯在九一八事变后撰写的文章，主张 “立息内争，共御外侮”，呼吁国人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
3.译著类有：
《数理大全》：马相伯在担任耶稣会编撰期间翻译的著作，内容涉及数学、哲学等领域，虽因不是宗教书籍未能获会长批准出版，但体现了他在学术翻译方面的贡献。
《福音经》：马相伯译述，赵尔谦校阅，1949 年 1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主要记载了耶稣为王、为仆、为人、为神的相关内容。书前有“救世福音对译序”，但由于年代久远，该书现已绝版，具体内容细节较难全面知晓。
4.学术教材类有：
《拉丁文通》：马相伯亲自编写的教材，用于教授拉丁文，体现了他对西方语言教育的重视和贡献。
《致知浅说》：也是马相伯编写的教材之一，可能涉及哲学、认识论等方面的内容，对学生的思想启蒙和知识传授起到了重要作用。
马老曾协助翻译西方科学、哲学著作，推动西学东渐。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比张之洞更强调开放与融合。
四、马相伯的抗日救亡事迹
抗日时期，马相伯作为天主教神父、教育家，况且年事已高，本可置身事外，却在“九一八”后公开发表抗日言论，批评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任会长，当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委。他利用特殊身份掩护“七君子”等抗日人士，以90岁高龄沿途呼吁抗战，极大鼓舞了民众士气。
马相伯在抗日战争期间与多个抗日救亡组织有密切联系，他虽年事已高，但仍通过个人影响力、社会关系及宗教网络，积极参与并支持各类抗日团体的活动。以下是他在抗战期间与主要抗日组织的具体关系及贡献。
公开发表演说，呼吁团结抗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91岁的马相伯虽已隐居上海，但立即站出来发表抗日言论。支持义勇军与东北抗日联军，马相伯多次捐款支援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并呼吁社会各界援助东北同胞。他曾说：“我们虽老，救国之心不衰！”
他在《申报》《大公报》等报刊撰文，痛斥日本侵略，号召国人“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期间，他发表《为国难告国人书》，呼吁全国上下一致抗日。
核心发起人：马相伯以91岁高龄担任该组织的精神领袖，多次联署公开宣言。
1932年1月，与沈钧儒等通电全国，提出“立即抗日、保障民权”等主张。他与沈钧儒、黄炎培等社会名流共同发起“中国国难救济会”，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全力抗日。
该组织向全国通电，提出“开放政权、成立国防政府”等主张，影响广泛。该组织是“救国会”（1936年成立）的前身之一，马相伯的参与为后来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组织募捐支援十九路军抗战。1933年，呼吁国民政府支援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抗日同盟军。
五、马相伯在抗日战争期间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救国会）有着紧密的关系（1936-1939）
1.救国会组织背景
成立时间：1936年5月，由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抗日团体之一。其宗旨是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2.马相伯对救国会的支持：因年迈未直接参与日常事务，但马老被推举为“救国联合会名誉主席”，成为精神象征。
3.马老对“七君子事件”公开声援：
1936年“七君子事件”（救国会领袖被捕）后，马相伯联合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要求与“七君子”同罪。 1937年，他致信蒋介石，呼吁释放救国会成员，称“爱国无罪”。
4.发起“一元救国运动”
1937年，马相伯发起“一元救国运动”，号召全国每人捐一元钱支援抗战。他亲自捐款并动员亲友、学生参与，所得款项用于购买药品、衣物支援前线。
5.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他通过天主教教会网络，组织难民收容所，救助战乱中的平民。他联系上海租界内的教会医院，为受伤军民提供医疗援助。
6.马老与救国会成员的私人关系
“七君子”事件领袖、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重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沈钧儒是马相伯的密友，两人常通过书信讨论抗日策略。
马老与“七君子”之一的中国杰出的新闻记者、出版家、政论家邹韬奋关系密切，在其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多次报道马相伯的抗日言论。
7.马老与国民参政会的关系（1938-1939）
1938年7月，国民政府为凝聚抗战力量设立了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其成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马相伯参与第一届参政员：1938年以98岁高龄被聘为参政员，但因流亡越南未能出席武汉会议。
在此期间马老提出书面建言：《加强国际宣传案》，呼吁向欧美揭露日军暴行，争取外援。建议政府“动员全国知识分子”参与抗战教育宣传工作。
马相伯的入选体现了国共双方对其声望的认可，他也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象征性人物。
六、与天主教抗战网络的关系
1.马相伯作为天主教神父，利用教会资源支援抗战。
上海天主教难民区：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协助法国耶稣会士饶家驹（Robert Jacquinot）建立南市难民区，庇护30万中国平民。
教会医院：动员上海广慈医院（天主教办）收治抗日伤员。
2.国际宣传
通过天主教渠道向罗马教廷和西方传教士传递中国抗战实况，争取国际同情。1938年，他致信教皇庇护十一世，呼吁谴责日本侵华。
3.支援东北义勇军
1932-1935年，马相伯通过旧友朱庆澜（东北抗日义勇军领导人）捐款，并协助募集物资。
4.联系西南抗日力量
1938年流亡广西时，与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将领会面，鼓励其坚持抗战。
马相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爱国行为有三个特点：
（1）超越党派：他支持的团体涵盖左翼（救国会）、中间派（国难救济会）及国民政府机构（国民参政会）。
（2）宗教与爱国结合：通过天主教网络提供实际援助（难民救助、医疗支援）。
（3）精神领袖作用：虽因年迈无法亲临一线，但其言论和声望极大鼓舞了抗日士气。作为天主教神父，他将宗教博爱精神与民族救亡结合，主张“爱教必先爱国”。
七、马相伯的最后时光和历史评价
1.马老的临终遗训
1937年上海沦陷后，马相伯因拒绝与日伪合作，被迫辗转广西、云南，最终流亡至越南谅山。即使在病榻上，他仍通过书信、口述等方式发表抗日言论：“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晚年自嘲，表达对国难的忧愤）“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荣！”（1937年《国难人民自救建议》）；“救国不分老幼，抗日即是天职！”（1938年致国民参政会信）
马老在临终前发表了《最后呼吁》。1939年4月，他在谅山发表《最后呼吁》，强调：“中国抗战必胜，但必须坚持到底！”“希望全国青年努力救国，勿忘国耻！”该文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鼓舞了抗战士气。
2.评价
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马相伯的评价均极为崇高。1939年4月，马相伯百岁诞辰时，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称其为“国家之英，民族之瑞”（《新华日报》刊登的国民政府褒奖令及中共中央贺电） ；中共中央特致贺电，称其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新华日报》短评及中共中央贺电）。马老去世，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曾联名电唁其家属，唁电表示“誓复国仇，在天之灵，庶几稍慰”。国民政府追赠他为“国族耆宿”，并下令全国哀悼。1947年，他的灵柩被迎回中国，安葬于上海天主教息焉公墓（今已不存）。蒋介石、周恩来等均称誉他为“爱国老人”。
马相伯的一生，横跨晚清、民国、抗战三个时代，他既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又是教育家、爱国者，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之父”。他的精神至今仍激励着后人。
爱国爱教百岁老人，为国呼叫荣耀真神。
国族耆宿精神永存，神佑中华世界之林。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