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会阅览室里走出的革命团体。”“教会阅览室成了‘革命布道者’”，这是历史学家对于辛亥革命第一个基督教革命团体、也是以基督教会名义创办的第一个革命团体——日知会的一个评价。
提到日知会，可能我们主内的许多人都不知道，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中，第一个参与的基督教革命团体。
日知会，清末湖北革命团体。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2月由刘静庵、曹亚伯等发起，次年2月在武昌正式成立，以利用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所设的日知会阅报室而得名。之所以叫做“日知会”，取 “日知其所亡” 之意，出自《论语・子张》，原文为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日知其所亡” 的意思是每天都能学到一些自己原来不知道的东西。“亡” 通 “无”，在这里指自己所没有的知识、技能等。这句话强调了学习要不断积累，每天都要有新的收获，体现了一种积极进取、勤奋好学的态度。日知会旨在让人们每天获取新知识，启迪民智。会内设干事、评议两部，主要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开展革命活动，传播革命思想，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和人才方面的准备。1906年冬（光绪三十二年）由中国同盟会领导的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发动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史称“萍浏醴起义”爆发，日知会被清政府发现并遭到破坏，主要成员被捕，活动终止。
日知会虽然仅仅存在一年多，但是其历史功绩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日知会原是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府街附设的一处阅览室(后迁至候补街高家巷)，为前任会长黄吉亭所创办。日知会订购各种报刊及新书，任人阅览，以宣扬新思想。在新军马队管带黎元洪手下任书记官的刘静庵，闲时常到这间报刊阅览室中看书读报，因此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相熟。
日知会的建立归功于武汉圣公会两位著名的中国籍牧师黄吉亭和胡兰亭，他们是鄂湘教区最早的一批中国神职人员，二人早年就读于武昌文华书业后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学习，分别于1891年和1893年授会更职作为神职人员，他们并不满足仅仅将上帝的福音传播给国人，而是更关注基督教与本土的结合和实践。
日知会由华人牧师黄吉亭和基督徒刘敬庵、曹亚伯创办，起初是一个启发新思想的组织。后黄吉亭牧师有感于国势日衰而接受刘敬庵的建议，将日知会改组为革命机关。总部设在胡兰亭牧师的武昌高家巷圣公会礼拜堂。日知会一方面广招军界、学界、新闻界、宗教界的人才入会，并吸引许多革命团体自动结束自身组织全体加入日知会；另一方面致力于宣传革命思想。日知会阅书报室公开展览大量革命书报，供人阅读，除宣讲福音外，还有革命演讲、吸引许多军人、学生前来，也有多人因此信教。除了提供有关新思想的书报，黄吉亭还在主日聚会讲道时，以基督舍身救世等事例为宣传革命的资料，吸引多人聚会，深刻影响湖南军人、学生的革命思想。
很快日知会的影响力由武昌扩张到九江、南昌，各省的新军也受其熏染而倾向革命。孙中山先生以日知会作为同盟会在湖北的分会，该会与辛亥革命首义发生在武昌有着直接关系。
1904年的长沙革命，由黄兴创办的华兴会发起，并集结了湖南长沙日知会、湖北武昌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长沙起义计划事泄而遭清廷的大肆搜捕，刘敬庵、曹亚伯等基督徒藏匿教堂而得以幸免；黄吉亭牧师冒生命危险搭救了许多革命志士。为搭救辛亥革命著名领袖黄兴，黄吉亭牧师将其藏隐教堂一个月，后用圣公会的轿子将其抬出长沙，才逃脱清兵的搜捕。
这里，我们着重了解一下刘敬庵。刘敬庵(1875-1911)原名贞一，字敬安，教名为保罗，湖北潜江县人，日知会的重要领导之一。刘敬庵少时便有志于新学，尤热心救世，稍长即投身武昌基督教圣公会为信徒，以拯救众生为己任。1903—1904年间，遂创日知会为革命运动机关。1906年日知会策动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会党的联合起义失败，刘敬庵等九名日知会会员被捕。后在圣公会传教士吴德施主教长达一年鼎力营救下，免于死刑。刘敬庵被捕后，面对清廷按察使梁鼎芬的审讯，仍“慷慨言中国危殆”，备受严刑酷罚，“血肉横飞，肉尽骨见，死而复生者数次”，但“稍苏，仍戟手骂不绝，当时号称铁汉”。在监狱中，坚定的基督教信仰帮助他超越了眼前的苦楚，支撑他在狱中传福音，他说：“予持耶稣之名，求救中国之苦，身陷缧绁，心在天堂。”他继续坚持革命，在狱中成立“中华铁血军”，联络分散的日知会机构人员，成为继日知会遭破坏后革命运动之中坚。1911年刘敬庵在武汉监狱中去逝，其母见尸几不敢认，其体已骨瘦如柴，年仅36岁须发已尽白，其为国所受之苦可以想见。
刘静庵是一个有属灵的智慧、能力和清醒头脑的日知会的领导人。他领导日知会，没有像同盟会的某些领导人那样急于求成，而是选择了一条艰苦踏实的道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长期深入下层，运动会党，发动新军，扎扎实实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日知会阅报室在成立的缘起中叙述了越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战而胜强吴的典故，法国臣民自普法战争失败后“各怀愤心，发奋图强，终至富于欧洲”，以及日俄因革故鼎新推动朝廷预备立宪活动等，虽然早期刘静庵并没有加入，想必在他加入日知会后也十分赞同启示中所表达的内容，而且他领导的日知会也主张摒弃盲目暴动，认真积累力量，有朝一日一举成功的长远打算。事实上，从日知会建立起到辛亥革命，不足十年的功夫，武昌革命党人就创首义之功。
正是这种踏实奋进的精神导致日知会会务发达，一日千里，势力所及，无不倾倒。
刘静庵在曹亚伯、胡兰亭的协助下改组日知会，解散的科学补习所成员又汇集起来，“因附设于圣公会也，故能甜共事任会正，刘静庵副之，干部有评议员五，选举冯特民、陆费逸、李亚东、濮以正等任之……结合军学两界之重要会员分途运动，如吴兆麟、李亚东、辜天宝、范腾霄、卢保三、徐竹平、黄家麟、潘善伯、李胜美、黄警亚、蔡达生等数十人援引青年，广结同志。
刘静庵在日知会宣传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湖南新化籍烈士陈天华所著的一些革命小册子，如《猛回头》、《警世钟》诸书，渐次军学两界之有心革命者归纳于高家巷日知会。史料称：日知会由圣公会的宣教机构变为“两湖革命党的枢纽“虽“仍用日知会名义，惟质变耳。”
日知会改组后，刘静庵把发展会员作为首要任务，据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记载，改组后的日知会人数“于法人欧几罗来演说之前，军学两界之人会者，数约万人”，但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所载有姓氏者不过118人，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记录的日知会会员140人，张祥麟《日知会人传》列有139人。学者搜集记录最多的乃是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其中有名可查的会员182人。有人认为，加上记录过程中散失的人名，日知会正式会员200人左右，至于曹亚伯所说的“约万人”是因为日知会成立之初是一个书报阅览室，来此处阅读的人数从设立之初算起应该有“约万人”。
日知会会员主要分为军界、学界、新闻界、宗教界四类，军界会员最多。宗教界人士主要是美国圣公会的神职人员和教友，除胡兰亭、黄吉亭、刘静庵、曹亚伯外，还有文华中学校长余日章、文华大学教授张纯一 圣公会牧师刘藩侯和余文卿，以及殷子衡等。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吴德施(L. H. Roots)和副主教孟良佐(Alfred Gilman)对日知会的革新活动给予暗中支持。刘静庵主持日知会后“勤奋宣传不遗余力”，阅览室“购列新书新闻杂志甚多，日来观者，踵趾不绝。因输其革命义旨，散布《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更关注祖国的命运，“胡黄均有心革命”。1900年复活节，黄吉亭、胡兰亭牧师在武昌高家巷教堂组织“中华圣公会”，在教会之前冠以“中华”二字，表达了他们希望建立中国人自己独立、自主的基督教会，开启了中国基督教本色运动的先河。“中华圣公会”成立后，1901年黄吉亭升任圣约瑟礼拜堂会长，在府街圣救世主堂创办了书报阅览室“日知会”，除陈列《圣经》《公祷书》《进教要理问答》等基督教书刊和宣传册外，还从上海等地购买《开智录》《国民报》《万法精理》等进步书报,利用教会的特权公开陈列，任人备览，以“日求一知，不断进步”。
1902年，黄吉亭奉殷德生主教之命到长沙租屋开堂，将日知会的工作带到长沙在新建的三一堂设立日知会阅报室，购书报开通民智，“从此学界军界青入于圣公会之门，而长沙日知会乃极一时之盛”。长沙风气渐开，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吴德施认为，“依吾之见，较吾在华各地之感受，长沙之气氛更似日本。爱国主义和进步精神高涨，青年出任要职，非同往常之论资排辈”。他把长沙的工作称之为整个鄂湘教区“最为浪漫的事功”。黄吉亭走后，武昌的日知会工作交由胡兰亭负责。胡兰亭将日知会迁往高家巷的圣约瑟堂，扩大了日知会的规模，“所购新书日报甚多。每星期公开宣讲，批评政俗，无所忌讳”。日知会逐渐成为武昌传播西学，针砭时政的中心，科学补习所成员刘静庵、张难先、殷子衡是日知会常客。日知会广受欢迎，带动了到圣公会做礼拜人数的增加，日知会读者刘静庵等也经常参与圣公会的礼拜仪式，与胡兰亭等圣公会教牧交往甚笃。
胡兰亭对刘静庵爱国之心敬仰有加，对其行动多加支持，聘他为日知会司理，并推荐他出任文华书院神学班国文教习，从此刘静庵具有信徒和教员双重身份。
1905年，科学补习班创始人之一、湖北籍辛亥革命烈士、刘静庵的战友王汉暗杀清政府官员铁良未遂投井自杀，科学补习所又被封，刘静庵决心重组革命又恐牵连胡兰亭。胡兰亭慨然告诉刘静庵：“国危至之”，圣公会教堂“每星期日公开演讲，阐述世界大势、本国危机及现今救国之道”，会务“极形发达”。随着日知会的发展1906年2月刘静庵开干部大会，订立章程，设干事，评议两部，“公推刘静庵为总干事，陆费逵（浙江省人，在汉口办报）、冯特民（武昌县人，为《申报》访员）、濮以正（安徽省人，当兵）等为评议，范腾霄（利川县人，见习士官）、朱子龙（江陵县人，在工程营当司书生）、李亚东（河南省信阳县人，见习士官）等为干事，共二十余人”。刘静庵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人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两重亡国奴了。满清纳拉氏常言宁将中国亡于外人，不可失于家奴，此满清亦自认中国又要再亡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被满清压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现在祸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之奴隶牛马，不胜急切盼祷之至。日前同志曹亚伯由湘来鄂，与胡兰亭先生及兄弟三人商议扩充日知会。现曹君已往日本从事运动。我们日知会重又成立，一切章程宜言都已备就，应成立干事部。此干部多系军学两界同志，以后一切责任及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成一新中国，俾黄帝子孙不复亡国奴，岂惟同志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
可见，此时日知会将“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作为其宗旨，定位为宣传机构。庚子之役（义和团运动）后，革命党人总结过去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认为缺乏宣传，民众没有觉醒是主要原因，因而将日后工作的重点放在启迪民智，灌输革命思想上。
日知会吸取了这一教训，工作重在宣传反清思想，以集会演讲和散发革命书刊作为主。
日知会的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宣传革命思想：日知会利用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所设的阅报室，通过集会演讲、散发革命书刊等方式进行革命思想的传播。他们邀请各界人士讲述国家形势和各国革命，演说内容从说明局势、暗示革命必要性到直接宣传革命，吸引了众多听众。同时，日知会还自编了《作新民》、《破梦雷》、《训兵谈》等小册子，传播革命思想。
二、在军队中开展活动：日知会会员很多在中小学任教，他们利用课堂激发学生的反清思想。此外，日知会还借教会宣道之名在军队中开展宣传活动，采用露天大布道的方式接近士兵，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在军中，“每于夜间或兵士出勤之时，由营中同志秘置革命小册子，于兵士之床”，使得革命思想在军队中广泛传播。
三、组织和联络工作：日知会主要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开展革命活动，发展会员，壮大革命力量。其会员人数有姓名可考者100余人，分军界、学界、新闻界、宗教界四类，以军界为最多。通过组织和联络，日知会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四、以实际行动帮助辛亥革命。主要是：
舆论准备：日知会的宣传工作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意识，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其宣传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冲击了封建思想的束缚，使人们认识到封建帝制的弊端，增强了推翻帝制的决心。
组织准备：日知会在新军、学生和会党中的组织和联络工作，为革命培养了大量人才，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组织保障。这些会员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翻帝制的中坚力量。
军事支持：日知会在军队中的宣传活动，使得新军中倾向革命的人数增多，为武昌起义等革命行动提供了军事支持。在武昌起义中，新军成为起义的主力军，而日知会此前在军队中的工作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革命推动：日知会积极响应和参与革命起义，推动了革命的进程。1906年冬，萍浏醴起义爆发，日知会拟依靠自身力量响应起义，虽然事泄，但表明了其积极参与革命的态度和行动。这种行动为辛亥革命积累了经验，也激励了更多人投身革命事业。
那么，辛亥革命后日知会主要负责人和成员状况如何呢？这是我们关心的。他们的命运呈现多样化，以下是部分负责人和成员的情况：
有的壮烈牺牲。
刘静庵：作为日知会的重要领导人，在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年）发生的一起清末革命党人被捕事件，与日知会的活动密切相关的“丙午狱案”中被捕，虽经多方营救，但最终在1911年6月12日被折磨致死，时年36岁。
朱子龙：日知会会员。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朱子龙与同营的刘静庵、张难先等创建革命团体科学实习所，朱任干事，负责交际，兼营代表。1906年因“丙午狱案”被捕，后因严刑拷打和身染重病，于1907年在狱中去世（也有史料说于1908年在狱中去世），年仅32岁。
有的继续革命。
季雨霖：日知会会员，在“丙午狱案”中被捕，后被改判为徒刑。出狱后继续投身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季雨霖被起义士兵推举为临时总指挥，果断指挥起义部队进攻湖广督署，成功占领武昌。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季雨霖在军中多有建树，曾参加汉阳保卫战。参与北伐战争。1912年1月，季雨霖被任命为北伐总司令，奉令克日北伐，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
吴兆麟：日知会会员，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吴兆麟被起义士兵推举为临时总指挥，果断指挥起义部队进攻湖广督署，成功占领武昌。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吴兆麟在军中多有建树，曾参加汉阳保卫战。
北伐战争期间，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吴兆麟先后出任北伐第一军总司令、大元帅府参谋总长等职。后被袁世凯调至北京，担任总统府军事顾问，授陆军中将，次年加授陆军上将。
辛亥革命后成为湖北军政府的重要人物，参与了多项军事和政治活动，为巩固革命成果做出了贡献。遗著有《太湖秋操纪实》、《战术实施》等。
有的功成名就。
刘公：日知会会员，他早年留学日本，与张伯祥、邓文翠等共同发起成立共进会，其后与辛亥革命著名领导人蒋翊武、孙武等人共同组织领导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后，刘公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都有所建树，曾任陆军检阅使等职，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蓝天蔚：日知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成为北洋政府的重要军事人物，字子静，号秀豪，湖北黄陂人，是民主革命家和军事将领。他早年在湖北武备学堂学习，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本期间，蓝天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如拒俄运动和组织义勇队。归国后，他历任新军标统、协统等职，并在日知会中暗中支持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蓝天蔚积极参与北伐，被任命为北伐军第二军总司令。他在革命后继续参与军事和政治活动，直至1921年遇害，为国家的军事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有的转向其他领域。
董必武：曾受刘静庵、日知会的影响投身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转向政治领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国家副主席、代主席等职。
熊十力：日知会会员，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镇张家湾人，辛亥革命后转向教育和哲学领域，是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被称为新儒家开山祖师辛。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的隐退或默默无闻。
梁耀汉：日知会会员，在“丙午狱案”中被捕，后被改判为徒刑。出狱后选择隐退，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
何海鸣：日知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没有在政治或军事领域取得显著成就，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仰望 神，不忘记 神的作为，惟要守他的命令。”往事越百余年，我们不应该忘记，辛亥革命时期的基督教组织日知会和那些在日知会中服侍的前辈，不忘记他们不辱使命、惟守祂的命令所作的牺牲。日知会：“武昌革命之源”。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