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四川广汉地区的三星堆遗址，以其精美、奇异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面具、金面罩、金杖、象牙等出土文物，而享誉世界，成为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化的瑰宝。而最早对三星堆进行挖掘研究的，是一位叫葛维汉的国际友人与考古学者。那么他在华都有哪些传奇见证呢？
1884年，葛维汉出生于美国的阿肯色州，曾在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深造，在考古学、人类学等领域颇有造诣。他出于对信仰的热忱加入海外差会，于1911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两年后他抵达四川，在此从事宣教与学术研究长达35年。
华西协合大学建立后，葛维汉成为学校博物馆的馆长，并从事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教育。1929年，一位叫燕道诚的农民偶然发现了一块玉器，从而揭开了三星堆遗址的面纱。
葛维汉知道这个消息后感到十分兴奋，于是在1934年3月，带领中外专家，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挖掘，并把出土玉器放入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今天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
1936年，葛维汉根据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在经过整理与研究后，写下了《汉州发掘简报》这份考古报告，并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上公开发表。他大胆而科学地将这批出土文物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命名为“广汉文化”，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三星堆的学术就此建立。
葛维汉的考古工作让充满神秘的古蜀文明为世人所知，人们无不惊叹中华文明的多元、古老与辉煌，丰富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认知的广度与深度。因此葛维汉对三星堆的挖掘，促进了中国文明探源工作，具有历史性贡献。
在考古学领域，葛维汉除了挖掘三星堆外，还对巴蜀地区的僰人悬棺进行了最早研究。他在几年时间里穿梭于崇山峻岭，实地考察悬棺材质与位置。为后人研究、了解这一神秘葬俗，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而对人类学颇有造诣的葛维汉，也对中国西南地区的羌族、苗族、藏族和彝族等少数民族进行了深入研究，让人们得以了解他们的历史、习俗、宗教、民歌、传说、语言和生活环境等等方面，对于新中国的民族研究乃至民族管理提供了宝贵资料与借鉴。
可是由于抗战的爆发，中国西南部成为大后方，繁重的事务让葛维汉放下了研究工作。可他仍在抗战时为中国做贡献。比如国民政府为了获得美援，只好以熊猫作为国礼交换。而葛维汉不顾重病，从汶川找到两只熊猫，让它们作为特殊的外交使节来到美国。
1948年，葛维汉结束了在华的工作回到了美国，并于1962年安息。
延伸阅读：《葛维汉在华西》
全书以简洁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记录了葛维汉出身贫困家庭，历经贫苦童年、艰辛求学的过程，以及他从1911年到1948年在中国的生活、工作，较为完整地反映了葛维汉从童年、青年到壮年的人生经历，以及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参与三星堆考古发掘等方面取得的学术成就。值得关注的是，葛维汉在中国三十多年的经历，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尤其是中国西南地区从辛亥革命到1948年的历史，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