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蓬莱画河基督教堂，史称登州“圣会堂”（The Monument Street Church），是高第丕1871年个人投资兴建的。
高第丕，美国肯塔基州人，1852年作为美国南部浸信会传教士，携夫人一起来华。先在上海传教11年，1863年，因为“健康原因”，来到登州。1 在高第丕到登州之前，海雅西已经成功地在这里组建了登州浸信会。当时由于美国南北内战，“南方各港口封锁，交通极少且不确定，资金短缺，传教士们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2 高第丕夫妇到来后，海雅西“赴上海寻求支撑他的家庭和登州差会的路子和办法”，3 给上海租界工部局作译员或打其他短工，登州浸信会暂时由高第丕负责。
1865年，海雅西在得到了一位早期上海工作期间结识的美国医生的私人捐助后，返回登州，重新主持登州浸信会，高第丕作为海雅西的助手，因传教政策等方面的问题，与海雅西之间产生了矛盾。1871年，海雅西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带着四个孩子返回美国。虽然第二年他又突然返回登州，但很快即迁居烟台，并在不久后再次返回美国，从此直至1893年，登州浸信会一直由高第丕负责。1894年，当美国南部浸信会总部派海雅西再回登州主持浸信会时，高第丕携妻子及数名追随者赴泰安另起炉灶，创建脱离浸信会的“福音会”。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返回美国，1902年在美国去世。4
高第丕一生基本上是在中国度过的，在美国没有自己的家，义和团运动爆发返回美国时，住在她妻子的亲戚家里，最后在这里去世。美国宗教界和学界认为他不是一个成功的传教士，就他在华的传教生涯看，不为不当。这种不成功，并非是因为他的信仰有问题，更不是因为他工作不努力，而是因为他的传教方针与时代不合拍。
高第丕早在上海期间，“就决定要有不带薪的助手，除了他的个人教师以外，他一直坚持这一原则”。5 在主持登州浸信会期间，本人曾经营商业，搞坏了各方面的关系，买卖也以失败告终。但他始终“坚持实行不用外国的钱雇佣当地助手的政策”，一直认为外国基督教差会在中国的目的 “是要建立一支有用的、崇尚精神的基督教徒队伍，在适当时候有他们自己的牧师，发展自己的学校和基督教机构”。6 在高第丕看来，花钱雇用中国人传教，会导致一些信仰不纯、思想不端的人为了金钱而入教，致使传教体系腐化堕落。因此，他自始即不支持花钱办学，也反对花钱办医疗事业，并因此与妻子不和，迫使妻子放弃医务工作，最后于1884年，彻底关闭了浸信会在登州先后辛苦创办的三处男、女学校。7
登州浸信会在高第丕负责期间，仅最初有过似乎不错的发展趋势，1870年代初即矛盾重重，最终不但在登州的男、女同事之间不能合作，中国会众也渐渐离去，甚至高第丕夫妻之间也因政见不和，一度形同陌路。在诸事不顺的境况下，高第丕陷入了对未来的深深忧虑，1870年代下期，工作的不如意导致精神和身体都出了问题，他甚至一度觉得自己“五年内会死去”。8 然而，现实没有改变高第丕，他在自己设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由于同事的不支持、差会工作一无是处以及美国差会本部的不信任，不得不脱离浸信会自谋出路。1893年，他在海雅西重返登州之前离开登州、脱离浸信会自立门户时，带走了华北浸信会“一半多工作人员”。美国浸信会国外差会本部曾经试图作出让步，“在某些条件的基础上，把整个华北宣教区交给他们，但遭到了拒绝”。9 高第丕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高第丕的人生经历似乎令人不解，他本来应该从他自身来华后的生活经历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纯洁的信仰并非是万能的，单凭纯洁信仰解决不了生活问题。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浸信会的许多传教士像花雅各、海雅西以及他自己，不都曾为了金钱也就是为了生活而奔波吗？人首先要活着和生活才能有信仰，去为信仰奋斗。有这样经历的人竟然一生执迷不悟，要求中国信徒完全与金钱脱离关系，只靠纯洁的信仰来发展基督教事业，不能不说高第丕的思维有问题，他为了信仰而丧失了起码的人情味，要求一些连饭都吃不饱的中国基督徒依靠自己的力量献身信仰，在那个时代是不现实的。这个高第丕一生没想明白的问题，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
尽管高第丕在登州以及早年的上海和后来的泰安，就传教事业而言，由于比较保守，坚持不花钱雇用中国助手传道的政策，不是一个成功者，在登州经商也以失败告终，但在上海经商还是取得了相当成功，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做出了一定贡献。
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高第丕著有《上海土音字写法》，发明了以注音字母学上海方言的方法，对新来华的传教士学习汉语特别是上海方言有所帮助。另外，他还和中国人张儒珍合编《文学书官话》，舍弃西方的九分法，将汉语字类划分为十五类，对汉语言的近代化转化有一定推动作用。
在登州的事业，能够见证的即是人们今天还可见到的圣会堂。
登州圣会堂是高第丕个人出资建造的。他来到登州后，依然坚持不花钱雇用中国人传教的理想主义，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加之与海雅西的矛盾，1866年，他在登州画河边通过其助手租赁了一处有七个院落的大房子，从海雅西家里搬了出来。这件事虽然惊动了美国驻烟台领事和登州当地中国官员，差点闹出教案，但很快也就风平浪静了。经数月时间整理，据称这个住处十分气派，大院之中有多处“门廊、小院，还有一口水井和7种不同的树”，大院内部分房屋是两层的，7个小院的各种房间共计34间，当时所有人都承认“这是一处令人难忘的地方”。10 高第丕在这里成立了与海雅西“北街教会”分庭抗礼的教会组织，名为牌坊街浸信会（the Monument Street Baptist Church）。不仅如此，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牌坊街浸信会，高第丕计划建一座气派的西式教堂。在美国差会本部未能及时寄来款项的情况下，他于1871年自己投资3000元，在戚家牌坊对面不远处建起了后来以“圣会堂”（The Monument Street Church）著称的外国风格的浸信会教堂。教堂于1872年正式建成，内设“280个供做礼拜者就坐的座位”。这件事使美国浸信会差会本部感到吃惊，因为高第丕当时一年的传教士工薪才1000元，于是写信质问他是否是在中国“富”起来了。事实上，高第丕在上海期间，确实做生意赚了些钱，但为时不久，就来到登州。所以他感到受到了伤害，请他在登州比较要好的朋友、北长老会的梅理士牧师写信向总部解释，说他所以还有点钱，那是因为他“在上海以及别的地方生活节俭、会算账”，“非常富有”是谣传，不可信；如果说富有，也仅仅是“在信仰和良好工作”方面是富有的。11
这里值得特别提到的是，高第丕在登州促成了近代登州很可能也是山东和整个北中国的第一例涉外婚姻。高第丕在上海时，结识了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荷兰人德格禄（deGrew），到登州时就把这位荷兰人作为帮工带过来了。荷兰人在登州期间，与一位中国女孩产生了恋情。1866年，高第丕促成了这桩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的婚姻。12
高第丕夫人与高第丕在传教方针政策上很不一致，她在上海时即办了一所女子小学堂，为了吸引学生入学，每天“发给学生十个铜钱”。13 随高第丕到登州后，由于有语言基础，以及北长老会办学的先例，不久即开办了一所寄宿男校，后又开办了女校，与到这里来的花雅各夫人共同办学，一度非常成功。但到了70年代，由于丈夫不支持，甚至制定政策加以限制，学校很不景气，断断续续艰苦支撑至1884年，为了缓和与丈夫的关系，同意彻底关闭了学校。此后，她即穿上中国人的服装，走村串户访问妇女，14 与登州城里和周围乡村很多人建立了友谊，在传教士和当地人中间享有很高声誉。享誉世界的美国女传教士慕拉弟在1910年写的高第丕夫妇的小传中评价说：
“几乎没有传教士赢得象高第丕夫人所赢得的当地基督徒那样的尊敬。有一位信徒说，‘她的心是炙热的’。如果我们主的爱在任何人的心中和生活中复活，那个人必定是高第丕夫人。华北浸信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第丕夫人培养的两位牧师在黄县和平度忠诚、有效的工作。黄县的臧（Tsang）牧师是受她影响的一位登州寄宿学校的学生，平度的李牧师则是在她的劝导下走上了信奉基督的道路。高第丕夫人在她居住登州30年的时间里，挨家挨户地走访居民、教导来访的人、为学校学生上课、劝导妇女做公益事务，每年春季和秋季到乡村旅行。1875年，高第丕夫人走访了131个村庄，由此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一刻不停工作的人。那时，她负责照顾一所寄宿男校的孩子们。各种各样的责任都落在一位传教士妻子的肩上，显示了她对这些工作的热爱、耐心和忠诚”。15
1894年，随丈夫离开登州，西迁至泰安，重新开辟布道区，刚打开局面不久，爆发了义和团运动，1900年与丈夫一起返回美国。高第丕返美两年后病故，她在丈夫去世数月后即回到泰安，虽然这时已经年迈体弱，身患多种疾病，但仍然“兴致勃勃地不停地工作”。16
高第丕夫人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上海11年，登州31年，泰安14年，中间有两次休假），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登州期间，不仅创办并坚持开办近20年男寄宿学校，培养了一批掌握一定现代知识的人才，还坚持行医10余年，“每年治疗病人不少于1500或2000人次”。1879年，应丈夫要求，放弃了这一工作。17 繁重的教学、医疗和布道工作之余，她还勤于写作。除平时经常写信汇报工作、解释丈夫的传教政策和方针外，1877年中国第一次外国传教士大会召开时，她专门撰写了“为妇女开展妇女工作”；大约也在这时编写了《登州最初十三年差会史》（History of Mission in Tengchow for the First Thirteen Years）手稿。18 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为了弥补口头布道的不足，仿照西方主日学校三只小猪的故事，编写了《三个闺女》（the Three Maidens）一书，宣传信仰基督教和不信仰基督教的区别，引导人们皈依基督教。更值得一提的是，到登州的最初几年，用中文编纂了可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餐种类和制作方法的著作——《造洋饭书》（Foreign Cookery），19 1866年由上海美华书馆正式出版。该书开篇详细讲述了厨房卫生知识，随后分类介绍了十七大类、260余种西餐的用料和制作方法。《造洋饭书》出版后影响很大，新中国建立前即曾多次再版，1986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又出版了校注本,在中西饮食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高第丕夫妇一生没有生育，他们19世纪70年代，曾在日本领养了两个英国孤儿，但从现已掌握的资料看，长大没有和他们在一起生活。高第丕夫人晚年孤身在泰安传教，死于泰安。20
注释：
1.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前揭书，P.179
2.Alex. Armstrong前揭书，PP.112-113.
3.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前揭书，p.182.
4. 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P.57-59.
5.Robert Conventry Forsyth前揭书，p.179.
6. Alex. Armstrong前揭书，P.115.
7. 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9,47.
8.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31.
9.Anna Seward Pruitt, The Day of Small Things, Educational Department Foreign Mission Booard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Richmond, Virginia, 1929, P.85.
10. 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p.12-14
11.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21.
12.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14.
13.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10.
14. 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 16, 36, 37.
15.Robert Conventry Forsyth前揭书，pp.179-180.
16.Robert Conventry Forsyth前揭书，P.180.
17.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p.45-46,49.
18.Robert Conventry Forsyth前揭书，p.229.
19. 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15.
20. 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35； Rob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