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上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未见进入登州的记载。近代进入登州的是基督新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教或耶稣教。虽然先后有分属不同国家和不同教派的传教士到过登州，但在登州扎根并长期在这里传教的只有美国南部浸信会（以下简称浸信会）和美国北部长老会（以下简称长老会）派出的两个差会。
所谓差会——Mission，亦即连警斋在《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中所说的“羃绅”。“差会”是意译，意为一个国家的某宗派教会总部派遣或差遣到国外传教的组织；“羃绅”则是音译，含义是一样的。近代登州的浸信会，是美国基督新教南部浸信会总部差遣到登州的传教组织，美国长老会，就是美国基督新教北部长老会差遣到登州的传教组织。我们平时所说的近代中国的基督教会，则一般是指由外国派遣来华的这种传教组织中的外国传教士担任牧师，吸收有中国的领洗信徒以及相应的教会设施如教堂、内部人事组织等的基督教团体，与“差会”不是一回事。
浸信会到登州，稍早于长老会。
登州浸信会最初为上海浸信会的“一个分会”。原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8年中英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放五口的基础上，再开放包括登州（后改烟台）在内的十个口岸对外通商。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尚未结束，美国南部浸信会“即任命花雅各（J.T. Holmes）牧师和花雅各夫人为赴山东传教士,要他们在去山东的道路开通之前留在上海”。“花雅各夫妇在1859年初抵达上海后,即聘请了一位济南府教师,开始学习山东方言。是年夏天,他们到了烟台，在那里的一条帆船上滞留数月之久——花雅各先生经常上岸，他曾两次陆路旅行到登州，花雅各夫人海路去登州一次，但未登陆”。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批准了《天津条约》，并同西方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花雅各再次到烟台，“在那里租赁了一所房子，并进行了修缮。当花雅各先生回上海搬家时，1859年夏到那里的海雅西（Hartwell）夫妇，由于健康的原因，已经决定北上，到一处拥有较适宜气候的所在”。1 1861年1月，花雅各夫妇与海雅西夫妇在烟台组建了“山东第一个新教差会”，2 这就是美国南部浸信会在山东也是华北的第一个差会，后来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浸信会由登州扩展至山东以外的西北和东北地区，名称还是“美国南部浸信会华北差会”（“the Southern Baptist North China Mission”或“North China Mission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但是，在整个晚清时期，华北浸信会的基地却不是在烟台，而是在登州蓬莱。
登州浸信会发轫于花雅各1859年两次陆路访问登州，萌生于1861年初花雅各和海雅西到登州和黄县的考察性旅行，正式成立于1862年10月海雅西组建的“北街教会”（North Street Church），也有人称之为“北戚家牌坊教会”。3
花雅各和海雅西1861年初到登州和黄县进行考察性旅行期间，决定花雅各定居烟台，海雅西定居登州，为此他们在登州“进行了租赁一个住所的谈判”。先是一家小旅店的老板告诉他们“城北门附近有一家闲置的当铺”，可以出租，但当铺的主人担心房子租给外国人不妥，开始没有答应。接着，花雅各与海雅西即到蓬莱县衙门交涉，得到了知县的同意，随即“当着知县的面签下了租赁契约”。后来，海雅西到登州修缮房子时，拜访了知府，这位知府派人到省城济南核实了海雅西关于中外签订条约的事实，并拿到了“条约的副本”，据称“此后这位官员表现得比通常遇到的中国官员们要热诚一些”，4 从而为传教士相对和平地落户登州奠定了基础。
1861年3月1日，海雅西夫妇和他们的幼子及私人助手到登州新近修缮的房子住了下来。虽然“有文化的富有的邻居们很快就来拜访他们，但不久这些人就召开会议，决定不与‘夷人’来往，以免其他人追随他”。5 这一年秋天，捻军席卷山东，一度蜂拥登州城下，并不时向烟台出击。结果，烟台的花雅各在试图赴捻军军营说服他们不要攻击烟台时，途中与捻军前锋遭遇，被乱枪刺死，躲在附近山林里的避难百姓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幕；同时，当地人也看到了时在烟台做生意的花雅各的弟弟（时人称“花二先生”）与到烟台求救回来的盖利，都是从城头上放下绳子吊到城里，于是很多城郊居民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仿效这种办法进了城，当捻军不在城下到别处劫掠的间隙，传教士还出城救治伤患、病残，城里也开办了一些救助活动。6 于是，虽然绅士们设法孤立传教士，但还是有无靠下层民众与传教士有了密切的交往。接着，在绅士们的活动下，一度“谣言四起，说传教士向井中投放药物或通过其它手段施展妖术，这使许多本来有可能冒险前来听福音布道的人闻之却步，并差一点制造出严重的危险”。然而，差不多与此同时，霍乱病肆虐，并且“在中国人中流行的时间长”，传教士们在掩埋了同伴的尸体、医好了自身疾病后，“有机会实施治疗，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并因此消除了人们的偏见，打开了通向福音之门”。7
据1910年浸信会教士海爱璧（Anna B.Hartwell，海雅西的女儿）写的“海雅西”小传记中说：“1862年10月，登州府组建了浸信会第一个教会，有8名成员。同一天，其他三名成员受洗，教会成员总计11名。据目前所知，这是上海以北第一个新教教会组织”。8 这就是登州城里的“北街教会”（the North Street Church）。花雅各夫人在丈夫遇害后，也在这一年来到了登州，烟台浸信会教会还没来得及组织起来，就完全解体了。9 也就是说，所谓美国南部浸信会山东差会、华北差会，不仅地点在登州蓬莱城里，而且组建了实实在在的教会组织。
1863年，已经在上海浸信会工作了11年的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又作高弟佩、高乐福、高泰培）夫妇，“由于健康原因，转赴登州”。此时因为绅士们不断地“制造的关于夷人凶残暴虐的说法到处流传”，10 很难再租到房子，不得不暂住海雅西家里。这时正值美国南北内战，美国南方港口封锁，南部浸信会财政困难，无力也无法支付国外差会经费，海雅西不得不赴上海寻求支撑他的家庭和登州浸信会的路子和办法。“起初，他在上海租界工部局（the Municipal Council）做译员，后来，又做一些其它工作”。在海雅西到上海期间，高第丕暂时负责登州浸信会所有事务。1865年，海雅西由于得到了美国朋友的私人捐助，南北战争也在这一年结束，回到登州。11 这时高第丕一家依然没有找到房子，还住在海雅西家里。不久，两个家庭之间，特别是海雅西与高第丕在传教方式、政策等方面的矛盾，登州浸信会内部关系紧张复杂起来。因此，高第丕于1866年通过他的助手赵鼎清（Chao Ting Ching），在画河边租赁了一套内有7个小院的大住所，虽然这引起了当地一些人的极大不满，差点导致暴力冲突，连美国驻烟台领事也认为高第丕自己知道用“这种不可告人的手段获得房子的做法是错误的”，但这一问题最终还是通过美国驻烟台领事向登州地方政府施加压力，算是和平解决了。登州知府表示，“若果高第丕先生能在这里待十天就可以和平地拥有这处房产”，结果十天时间平静地过去了，高第丕终于有了自己的住处，并随即组建了“牌坊街教会”（the Monument Street Baptist Church），开始与海雅西的“北街教会”分庭抗礼。12 这样一来，华北浸信会在登州蓬莱城里就有了两个教会组织。
1870年，海雅西夫人难产去世，他本人不得不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返回美国。临走之前，由于他与高第丕之间的矛盾以及因此产生的两个教会之间的矛盾，海雅西不愿北街教会落到高第丕手里，遂匆忙按立他信任的一位中国助手吴春朝（Wu Tswun-Chau）为牧师，掌管北街教会。13
1872年底，海雅西突然又返回登州，使北街教会和牌坊街教会的矛盾迅速激化。为缓和矛盾，如上所述，海雅西与他一起来的第二任妻子，1873年暂时迁到烟台。两年后，因为第二任妻子不适应中国的生活，身患重病，海雅西夫妇再度返美。14 这次在美国一呆就是18年。
海雅西返美之后，高第丕主管登州浸信会。“北街教会”一部分迁至招远，一部分合并于高第丕的“牌坊街教会”。在高第丕负责登州浸信会期间，虽然美国差会本部派来了近20位传教士，其中一些传教士也在平度、黄县等地开展过工作，但登州浸信会“一直人力不足，有时候在比初期的人员还少的情况下苦苦挣扎，很大一部分前来加强差会工作的人员，在能开展工作之后或死亡，或离开了差会。其他一些情况也促成了浸信会的成果看起来不如别的差会”。“主要坚持实行不用外国的钱雇佣当地助手的政策，必然对追随者缺乏吸引力。1883年，差会故意关闭了所办学校，阻抑了那些为了享受免费教育以及为了孩子能找到好差事而加入教会的人的爱慕之心。差会的目的一直是要建立一支有用的、崇尚精神的基督教徒队伍，在适当时候有他们自己的牧师，发展自己的学校和基督教机构”。15 常识告诉我们，信仰固然是很重要的，但在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的情况下，要人们不管不顾地去了解一种自己尚不了解的崇高信仰、跟随这种信仰行事，无疑不是那么现实的事情。显然，高第丕的上述传教方针政策与时代、现实以及中国国情脱节，因此，登州浸信会在他主持期间发展极其困难。
1893年，鉴于高第丕工作不力，美国浸信会本部动员、任命海雅西重返登州主持华北浸信会。高第丕则在这一年年底率领10名追随者创办了“福音会”（Gospel Mission），离开登州，西去泰安另立门户。义和团运动时返回美国，两年后去世。高第丕夫人则于丈夫去世当年返回泰安，1908年去世，高第丕创建的福音会“大部分成员遭到某些惩戒后又回归南部浸信会”。“1910年以后，高第丕主义（Crawfordism）和高第丕的福音会基本上成了历史”。16
海雅西回到登州后，浸信会的传教事业又步入了正常轨道。本来，早在海雅西回来之前，登州浸信会的一些传教士即走出去开辟了黄县、平度等新布道区，海雅西原来的“北街教会”一部分也迁到了招远上庄，活动有声有色。但由于登州浸信会在高第丕的主持下，1980年代“提出了许多口号自立，所谓自立，就是不能用美国的钱培养中国人，不能雇用中国人布道”，17 各项工作举步维艰，工作人员或死或离，在任的大多也身心俱疲。在确定海雅西归来之时，蒲其维夫妇、慕拉弟均在美国休假，高第丕则闻讯率追随者西去泰安，美国南部浸信会在山东的形势岌岌可危。海雅西回到登州，纠正了高第丕的政策，蒲其维夫妇等也相继休假返回，加上与海雅西一起来的几个人，布道工作又呈现了快速发展的新局面。1893年，联合瑞典浸信会，成立了联合组织“登莱议会”（Teng–Lai Association）。“不久，教会数量倍增，这一名称就不合适了，遂改名为山东议会，覆盖山东全省”。后来，又发展到外省，于是又“称为华北议会”，而瑞典浸信会则“随着自身工作的发展，组建了自己的议会”。18 美国南部浸信会在华北的这一发展过程虽然曲折，具体历程各家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民国初年已经达成了最初的既定目标，也恢复了当初设计的名称“华北浸信会”。
然而，在浸信会事业发展的同时，作为美国南部浸信会在山东也是华北的浸信会基地的登州浸信会的地位，却悄然发生了变化。早在1910年前后，登州蓬莱城里有8名浸信会传教士，这时“民众已不再有敌对情绪，他们同传教士的关系是亲切而友好的”，海雅西的第三任夫人开办了一所“很成功”的寄宿女校，另有“3所走读女校，两所走读男校”。大致就在这段时间里，先是平度发展为山东境内最大的浸信会教会，继而浸信会的中心开始向黄县转移。1912年，登州浸信会只有外国传教士4名，两名已婚男士和两名单身女士，而这时的黄县，则有4名已婚男传教士、3名单身女传教士，且作为培养中国北方传教人员的学校“华北浸信会神学校”（TrainingSchool of the North China Baptist Mission），也由登州迁至黄县，改名为“布什神学院”（Bush Theological Seminary）。登州浸信会也是美国南部浸信会华北差会的负责人海雅西，早在学校迁移之际，也迁居黄县。19 稍后，随着整个基督教事业的中心向大城市转移，登州浸信会也随之衰落，作为山东和华北浸信会差会基地的地位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现有相关资料看，1920年代末、30年代初，登州浸信会已没有外国传教人员。20
注释：
1.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Compiled and Edit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P.229.
2. 同上书，p.181.
3.同上书，p.181; 吴立乐编：《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上海书店1996年影印本，第144页。
4.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前揭书，P.181; Alex. Armstrong，Shantung (China) a general outline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the province: a sketch of its missions, and notes of a journey to the tomb of Confucius,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Office, 1891，pp/111-112.
5.Alex. Armstrong前揭书，PP.112.
6.连警斋编前揭书，第145-150页。
7. Daniel W. Fisher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Westminster Press,1911，P.72.
8.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前揭书，p.181.另，吴立乐编的《浸会在华布道被年略史》也说1862年在登州成立组建的教会“是华北第一个浸会”。见该书第44页。
9. Alex. Armstrong, 前揭书，p.113.
10. Alex. Armstrong, 前揭书，p.113.
11.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前揭书，P.182。
12.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P.12-14；Alex. Armstrong前揭书，p.113.
13. 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20.
14. 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29.
15. Alex. Armstrong前揭书，pp.114-115.
16.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p.57-59.按：国内人们也称高第丕在泰安建立的教会为“浸信会”，实际上这是教会外边的人根据高第丕原是登州浸信会成员的一种想当然的说法，或是教会内部的人为了掩盖登州浸信会内部矛盾而采取的一种权宜称呼，事实上是错误的，这在美国南部浸信会本部和国际学术界都是很清楚的。高第丕在泰安组建的教会称为“福音会”，高第丕夫人去世后，大部分成员重新回归浸信会，福音会解体。
17. Anna Seward Pruitt, The Day of Small Things, Educational Department Foreign Mission Booard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Richmond, Virginia, 1929, PP.31.
18. 同上书，p.86.
19.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前揭书，pp.229-234.
20. 参见Mary K. Crawford，The Shantung Revival, Shanghai: the China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