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清咸丰末年、同治初年）以降，西方基督新教传教士先后“云集”东方人间仙境登州蓬莱。据不完全统计，自1859年起到辛亥革命前后，陆续到登州的外国传教士近150人之多，在蓬莱城里居住、生活、传教至少近一年以上有姓名可考的即110余人。他们在这里办学、行医、传教、赈灾，有些人数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声播世界的荣誉和业绩。在19世纪基督教大规模海外宣教运动中，像登州蓬莱海滨一隅小城所发生的这种情况，还是十分罕见的。
基督教成规模地传入中国，确实有史可征的共有四次：第一次传入为盛唐贞观年间，西方当时基督教异端教派“聂思脱里派”传入中国，大受优待，迅速传播全国，时称“景教”，至唐武宗“灭佛”，同时遭禁；第二次传入中国在元朝，蒙元大军西征打通了东西方交流渠道，作为基督教异端的景教和旧教即天主教传入，并在蒙古贵族中流传，时称“也里可温教”、“十字教”，元朝灭亡后，该教亦随之绝迹；第三次传入中国是在明末清初，在中国许多大城市和上层知识分子中有较大影响，时称“天主教”，后由于清朝康熙末年因“礼仪之争”而演化出的禁教政策，天主教再度衰落，几近灭绝。第四次传入中国，情况比较复杂，既有基督教旧教即天主教，又有规模和气势更大的历经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新教，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基督教，或耶稣教。基督教这一次传入中国和前三次不同，学界至今众说纷纭。
基督教前三次传入中国，可以说是在中国国力强盛条件下，以中国的吸纳、自愿接受的和平方式达成的。而第四次传入中国，则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为其开路的。第一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以《南京条约》为代表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西方传教士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传教，从而废止了清康熙末年以来的禁教政策。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遭惨败，先后与西方各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规定发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产，各国传教士可以到通商口岸以外的内地游历和传教。虽然中外咸知法国人擅自在中法《北京条约》的中文本中加上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1 的条文（法文本中没有这一条文），因此在晚清时期外国传教士是否有权在内地买卖和建造房屋存有争议。但既然已经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内地传教，能否买卖和租住房屋便是当事双方事实上可以据情处理的问题了，而且法国人能够在中文本里加上法文本里没有的条文，这本身就说明了清政府以及负责谈判官员的昏聩无能。
外国传教士大批进入登州，就是在这样一种并非中国人主动引入和情愿接受的历史条件下起步的。如果没有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继续实行闭关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国传教士没有可能进入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的确可以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2 。
然而，同样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如所周知，在自19世纪初以来的人类近代历史上，欧美各国大批基督新教传教士奔向世界各地，源于基督教内部福音复兴运动即“第二次大觉醒运动”（The Second Awakening），这一运动把基本原本局限于欧美一隅的宗教变成了遍布全球的普世宗教；19世纪蔚为壮观的海外宣教浪潮，既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结果，又是使基督教变为遍布全球普世宗教的强大推动力。早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前的1831、1832年，就有西方基督新教传教士来到胶东沿海，先后在胶州和威海登陆，散发宣传基督教小册子，只是由于“当地官方不允许”他们到内地，也不允许他们“同当地人民贸易”，这些人才“去了朝鲜”3 。
从根本上说，基督教19世纪的大规模海外宣教运动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为西方列强的全球性扩张和基督教的海外宣教运动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人类社会处在这一历史阶段，“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4 。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世界各地的文化，与政治、经济一样，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发展也是极端不平衡的。毋庸置疑，19世纪各国基督新教的海外宣教运动，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股强势文化浪潮，虽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但这一浪潮却与各国政府以及各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利益并没有直接关联。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们奔赴世界各地，不是受政府或商人派遣，承担为政府或商人服务的使命，而是出于宗教信仰，主动要求或愿意并经所在教会批准，到非基督教国家的人民中传布基督福音、上帝之爱。他们是为他们心中的上帝服务，是为信仰献身。从这一意义上说，基督教在晚清道光年间第四次传入中国，又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文化传播“势差规律”使然的一种文化现象。
正是在以上中外历史大背景下，作为清政府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的结果，登州最初被迫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战争结束不久即改为烟台），为西方传教士涌入打开了大门。
注释：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47页。
2. 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第13页。
3.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Compiled and Edited,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P.177-178.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卷，第2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