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上海，一切坚固的价值都烟消云散，法律、道德、文明的堤坝在暴力的洪流前轰然坍塌。这座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城市，在淞沪会战的烈焰中，变成了一座“长江上的斯大林格勒”。这是现代战争第一次将其全部狰狞面目，赤裸裸地展现在一座国际大都会中心的时刻。
信仰的奇妙之处在于：总是在最不可能之处，彰显其坚韧的生命力。正是在这片人间炼狱的中心，一位名叫饶家驹（Father 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的法国耶稣会神父，以他仅存的一只手臂，为30万濒临绝望的中国难民，搭建了一艘生命的方舟。他所划下的，不仅是地理的界线，更是人道与野蛮、庇护与杀戮的界线。这个被称为“南市难民区”或“饶家驹区”的地方，不仅是战时平民保护的伟大先例，更是对我们今日仍在叩问的那个古老问题的一次响亮回答：当世界陷入疯狂，一个跟随基督耶稣的人，究竟能做什么？
一、现代性的地狱：当城市成为战场
要理解饶家驹神父工作的分量，必须首先直视他所面对的那个破碎的世界。淞沪会战并非一场传统的战争，而是一种全新的、将平民系统性卷入的城市总体战。日军的无差别轰炸、海军炮火的持续覆盖以及巷战的残酷，将平民推向了苦难的最前沿。蓄意攻击平民，以摧毁抵抗意志，成为了这场战争的恐怖底色。上海南站，一个远离任何军事目标的民用设施，在日军的轰炸下化为废墟，便是这一残暴战略的铁证。
城市的秩序瞬间瓦解。超过100万平民沦为难民，他们本能地涌向被认为是“安全岛”的外国租界。然而，这些现代文明的产物，在真正的人道灾难面前，迅速暴露了其有限与自保的本质。面对望不到尽头的难民潮，租界当局架起了铁丝网，关闭了大门。这一举动，将成千上万绝望的民众，隔绝在了炮火与死亡之中。
所有建立在世俗利益与权宜之计上的“安全区”，终究有其无法逾越的边界。当租界大门关闭时，宣告了既有国际难民保护机制的彻底失灵。传统的避难模式，即从战区逃往和平区，已然失效。在一个被战争完全吞噬的城市里，平民无处可逃。一个巨大的人道主义保护真空，就这样出现在世界的眼前。这不仅是一场人祸，更是一个灵性的拷问：当人所构建的一切秩序都宣告破产时，希望将从何而来？
二、上帝的器皿：一位“独臂神父”的预备
“上帝的拣选，往往在人的破碎之处彰显祂的完全。”这句话用来形容饶家驹神父，再恰当不过。
他于1878年出生于法国一个贵族家庭，这样的出生，或许赋予了他日后与各国政要斡旋时的自信与从容。他生命中一个早期的印记，似乎预示了他不平凡的道路。一场化学实验爆炸，夺去了他的右臂，使他从此被称为“独臂神父”。这身体的残缺，没有成为他服侍上帝及人群的障碍，反而磨砺出他非凡的意志，也让他对人类的苦难，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1913年，饶家驹来到上海，此后的27年，他将自己完全融入了这座城市。他取了中国名字“饶家驹”，晚年更是改为“饶家华”，一个“华”字，道尽了他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他并非一个象牙塔里的传教士，他的足迹遍布社会各个角落：在大学教书，在教堂服侍，担任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父，与三教九流、中外各界都建立了广泛而深厚的联系。他努力实践“道成肉身”的信仰，将自己的生命，深深植根于他所要服事的人群之中。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是上帝对他未来使命的一次“彩排”。当时，作为华洋义赈会的负责人，他已经投身于难民救济工作。在那场冲突中，他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任务：通过与中日双方军队的艰难谈判，他成功促成了一次为时四小时的停火，使得大量平民和伤员得以安全撤离。
这次经历，不仅为他赢得了“英雄”的声誉，更重要的是，验证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属灵原则：在一个被国家利益和军事逻辑主宰的世界里，一个真正中立、单单为人道使命奔走的第三方，其所携带的道德权威，有时可以超越世俗的权力。饶家驹独特的法国公民、天主教神父、国际救援组织负责人三重身份，使他能够成为这一原则的完美载体。可以说，1937年那个看似异想天开的南市难民区构想，正是从1932年那短暂的四小时“时间上的休战”中，孕育出了“空间上的休战”这一伟大的蓝图。
没有这次信心的操练与预备，后面的奇迹便无从谈起。
三、以信心划线：南市难民区的诞生
当1937年的全面灾难降临时，饶家驹神父没有停留在哀叹与祷告中，而是以惊人的行动力，将构想付诸实践。他首先联合中外慈善团体，组建“上海国际救济会”，统筹资源。随后，他正式提出了在南市划定非军事化中立区的方案。
这是一场以信心为支援的远征，他开始了一场复杂而艰难的穿梭外交。首先向时任上海市长俞鸿钧陈述计划，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这是中方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民，在主权上做出的痛苦而伟大的让步。
最艰难的一步，是说服侵略者。饶家驹凭借1932年建立的信誉，与日本军方及驻沪总领事冈本展开了艰苦的谈判。我们无法完全复原那些对话的细节，但可以想象，一个手无寸铁、只有一只手臂的神父，站在全副武装的将军面前，他所倚靠的，绝非口才或计谋，而是一种源于信仰的、为生命舍己的道德勇气。同时，他积极寻求英、美、法等国外交当局的支持，为计划争取了重要的国际背书。
这是一种被后世称为“软实力”的智慧。他巧妙地将自己的多重身份——信仰的道德权威、国际机构的合法性、中立国公民的背景以及个人信誉，成功地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局面：让日方“同意”比“拒绝”所需付出的外交成本更高。从信仰的角度看，这正是上帝“使用世上的愚拙，叫有智慧的羞愧”的一个明证。
1937年11月9日，奇迹发生了。一份由中、日、国际委员会三方代表共同签署的正式协议生效。协议明确规定：中方不在区内驻军，日方不攻击该区域，区域由国际委员会管理。
当天，南市难民区正式成立。在上海老城厢的北部，一个半月形的区域成为了30万人的生命方舟。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非国家行为体与两个交战国通过谈判，在战区内划定了一个受国际监督的平民保护区。
这份协议，宣告了一个有时比国家主权更崇高的原则：人的生命本身，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
四、城中之城：一个尘世的奇迹
从1937年11月到1940年6月，饶家驹神父实际上成为了一座拥有30万赤贫市民的“战时市长”。
在行政上，难民区由他担任主席的国际监察委员会管理，内部划分为九个分区，并有中国警察维持治安。神父本人每天乘坐黄包车穿行于炮火的边缘，深入难民区处理各项事务，他的身影是这座绝望之城里唯一的希望象征。
后勤保障是更为严峻的挑战。在高峰时期，难民区收容了多达30万难民。城隍庙、豫园等所有公共建筑都被用作临时收容所，甚至著名的九曲桥上也睡满了人。委员会设立了数十个粮食分发中心和集体食堂，提供最基本的口粮。饶家驹更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募款人”，他不仅从各方政府争取资金，甚至远赴美国，成功说服罗斯福总统，为难民区争取到了一批宝贵的小麦援助。
这座“城中之城”最能体现饶家驹属灵智慧的，是他对“中立”原则的实践。他多次亲自与试图闯入的日本士兵对峙，以生命捍卫难民区的中立地位。但他的中立，并非不问是非的“骑墙”。他深知，在绝对的邪恶面前，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秘密”：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合作，在助手潘大成（一名中共情报人员）的协助下，饶家驹在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身份签发通行证，帮助了包括后来成为上海市副市长的杨堤在内的大批难民，安全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
这是“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的智慧。一方面，他严格遵守协议以保护全体难民；另一方面，他又以人道主义为掩护，为抵抗侵略保留了有生力量。
五、从上海到日内瓦：一粒芥菜种的成长
饶家驹神父在上海的创举，如同一粒微小的芥菜种，最终却长成了荫庇后世的大树。
“上海模式”迅速成为战时平民保护的典范。1937年12月，在南京，德国商人约翰·拉贝效仿饶家驹的经验，建立了“南京安全区”，拯救了约25万人的生命。1938年，饶家驹神父更亲赴汉口，成功建立了“汉口难民区”。此后，这一模式在中国多地被复制。
对比这些安全区可以发现，人道干预的成功与否，与组织者个人的能力和协议的有效性密切相关。饶家驹亲自参与建立的上海和汉口难民区，都成功避免了大规模军事攻击。而南京安全区虽也拯救了无数生命，却因未能获得日方的明确协议承认，无法阻止日军入内施暴。这更凸显了饶家驹个人非凡的外交手腕与崇高声望，是难以被简单复制的。
这一模式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最终被铭刻进了国际法。早在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就高度评价了饶家驹区。二战的空前暴行，催生了建立强有力的平民保护法律框架的全球共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饶家驹模式”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实践蓝本。他的贡献，在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议定书和评注中被明确提及。其中，《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5条关于“中立化地带”（neutralized zones）的规定，几乎是南市难民区创立协议的直接法律化翻版。
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轨迹！一个孤独的神父，在上海一隅的奋力挣扎，最终竟成为了全世界在面对战争时必须遵守的准则。这正是信仰的逻辑：那看为愚拙的，往往蕴藏着最高的智慧；那出于爱心的微小善行，其产生的回响，竟能穿越时空，改变世界。
六、不被遗忘的见证
令人扼腕的是，世界总是健忘的。1946年，这位为他人奉献了一生的上帝的仆人，在德国柏林为救助德国难民而过度劳累，因白血病逝世。他的事迹，也随之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然而，美好的见证，终究不会被永远埋藏。近年来，在中外学者的努力下，这位“人道主义英雄”的事迹才得以重见天日，上海也为他树立了纪念碑，英雄终于得到了他迟来的致敬。
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饶家驹神父的一生，是对《约翰福音》中那句“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的诠释。他让我们看到，基督的爱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的行动；真正的信仰，不在于远离尘嚣的独善其身，而在于投身苦难、拥抱伤痛的舍己与担当。
在今天这个依然充满冲突和苦难的世界，饶家驹神父的遗产显得尤为珍贵。他以自己的生命证明了，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一个被上帝之爱所驱动的心灵，依然能够创造出庇护生命的奇迹，并为人类文明的进步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这位将生命奉献给中国的法国人，这位在上海战火中开辟生命方舟的独臂神父，理应被我们国人铭记。他的生命，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激励我们在这破碎和灰色调的世界中，活出基督耶稣的爱与荣光。
参考资料：
1.克里斯蒂安·亨利奥(Christian Henriot)（法国高等研究院/里昂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研究所）《超越荣耀：上海之战中的平民、战斗人员与社会》，《战争与社会》第31卷第2期，2012年8月
2.《85年前，椎心泣血的淞沪会战》，《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8月12日
3.《淞沪抗战中的“南市难民区”》，《黄埔报》2025年9月26日
4.陆培法《饶家驹人道主义精神永世传颂 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揭幕》，《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7年12月15日
5.玛西娅·R·里斯泰诺《雅基诺特安全区 上海的战时难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6.苏智良《“难民之父”饶家驹》，《光明日报》2015年10月8日
7.杨丽娟《孤岛方舟——抗战中拯救30万中国难民的饶家驹安全区》，《北京日报》2025年9月16日
8.苏智良、王海鸥《饶家驹：被遗忘的英雄》，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