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基督里平安！
我在少年时代曾经读过一本书，是说基督徒傅连暲与毛泽东和红军、红军医院和解放军的故事。
傅连暲（1894—1968），1894年生于福建长汀，幼年因家贫被送入当地英国基督教会办的亚盛顿医馆学习，后毕业于汀州福音医院附属医校（该医院由英国传教士创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首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后改称卫生部长）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任部长。他的一生跨越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革命历程，身份从基督徒医生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其经历极具传奇色彩，他曾经多次为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治病，其中包括陈赓、徐特立等中共领导人，是“教员”信任的一位基督徒医生。他长期担任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保健医生，1949年曾为毛泽东成功治疗肺炎。因深得信任，被委托照顾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的健康（但未能阻止其牺牲）。
接下来我们接着《从湘江到北京——“教员”视野下的基督教》（一）（二），继续分享这个话题。
第三篇 开国气象：从“三自革新”到宪法保障
新中国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和宗教学研究的起步和发展，也得益于毛泽东的关注和指示。
1959年10月13日，他在中南海对中国著名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说：“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现在，不能再忽略宗教问题，要抽调专人对基督教、佛教、道教各宗教进行研究。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阅看了一份中央宣传部、中央外事小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批示了一大段文字。他认为“这个文件很好”，不过也有缺陷，即没有“提及宗教研究”。他指出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影响着广大人口”，但我们对各宗教的研究很不够，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他还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视角出发，强调“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文学史或世界史。遵照这个批示的要求，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任继愈于1964年创建了专门研究宗教问题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且陆续出版了在当时是国内顶尖的辞书，如我就有他主编的《宗教词典》、《基督教小辞典》。有学者认为，这在国家层面成立专业的研究机构，在世界学术研究上“实属罕见”，体现了中国人“不排斥宗教”，愿意“了解宗教、学习宗教”，重视汲取宗教精神价值的独特宗教观。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客观对待宗教的存在与影响，并要求深入研究宗教的历史与理论，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也在影响和指导新中国对于宗教、基督教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李维汉等人对宗教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毛泽东的宗教观”的影响，他们也在实践中提出重要观点，如前面提及的周恩来关于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等问题的论述，李维汉关于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宗教“五性”论等问题的论述。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的“三自”运动也与周恩来密切相关。据丁光训主教接受采访时所说，周恩来在1950年5月与基督教界人士谈话前“没有听到过三自”，而是在谈话中听到一位崔牧师说起若干年前中国基督教有一个三自运动后，认为这样做“很好”，如果中国基督教真正做到“三自”，“许多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并一步步引导他们朝着“三自方向靠拢”。这告诉我们，研究周恩来、李维汉等人对宗教的认识，并与毛泽东的相关认识进行比较分析，对于研究“毛泽东的宗教观”是很重要的。（黄夏年：《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重在引导——丁光训副主席采访录》，载《世界宗教研》）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寻找思想武器的探索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就宗教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其中，那些关于认识和处理基督教问题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成为毛泽东思想中宗教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可谓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实际相结合的成果，也可谓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时代宗教工作的失误和挫折，则提供了反面的经验，同样具有借鉴。
任继愈后来同忆此事时说：“没太想到，作为政治领袖，他在哲学、宗教方面书读过很多，而且真看透了，记忆也很准确，谈话中准确引经据典来加强对观点的支持。他说毛泽东视野宽，掌握社会情况，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并不偏颇，交流中谈话轻松而且深刻。（魏德东：《世界宗教研究所五十华诞之思》，载《中国民族报》2014年12月23日）
大家知道：公元纪年也叫做“主历”、“主后”，如主历2025年等，民间也叫做“洋历”。新中国在建国初期采用公元纪年，是在1949年9月27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决定的，主要出于与国际接轨、统一纪年、便利行政与国际交往的现实需要，但客观上还真的与基督教有关。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政协开幕词中明确提出：“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在9月25日晚的中南海协商会议上，针对有人反对使用公元纪年（认为其源自基督教），毛泽东风趣地回应：“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这句话体现了毛泽东将政治实用主义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态度，也缓解了部分代表对“洋历”的抵触情绪。
对此，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是这样记载的：“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
公元是‘公历纪元’的简称，是国际通行的纪年体系。以传说中耶稣基督的生年为公历元年（相当于中国西汉平帝元年）。公元常以 A.D.（拉丁文 Anno Domini 的缩写，意为“主的生年”）表示，公元前则以 B.C.（英文 Before Christ 的缩写，意为“基督以前”）表示。这种纪年体系开始在欧洲各国采用。”（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
从上述的史料中，可见毛泽东对基督教的认识，他不是对基督教避而不谈、不是无原则的坚决抵制和一概排斥，也不是视为洪水猛兽，而是能够科学、理智、客观地评论和面对。与他在40年前的基本看法，是很相似的。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谈论基督教时，常常与中国的历史与人物相比对。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基督教中国化不无启示。
还有，毛泽东不仅和基督教领袖吴耀宗等有工作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且还和基督教牧师有一段传奇的关系，那就是他及中共和“红色牧师”董建吾的关系。
董建吾（1891—1970），圣名“依纳爵”，人称“红色牧师”，对外称为“王牧师”。他既是基督教会牧师，又是中共早期秘密党员，长期在中央特科系统工作，与中共高层及毛泽东本人有多重、深厚且极具戏剧性的关系。
1927年“四一二”后，经刘伯坚、浦化人介绍，董牧师在上海圣彼得教堂秘密入党，旋即编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负责情报、联络和交通工作。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地下组织大破坏，他仍坚守隐蔽战线，创办“大同幼稚园”掩护烈士及领袖子女，其教堂和幼稚园成为中共中央重要秘密据点。
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被党组织送到上海，入董负责的大同幼稚园。
幼稚园解散后，岸龙夭折，岸英、岸青流落街头，董牧师把他们领回自己家中抚养，长达五年之久。
1936年，中共中央决定将毛氏兄弟送苏联学习。因陕北经费困难，董亲赴西安求助张学良，获10万法郎支票及少将李杜护送，最终把岸英、岸青安全送到莫斯科。
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向毛泽东打听当年护送自己去陕北的“王牧师”。毛泽东经查询方知“王牧师”就是董建吾，并感慨地说：“原来抚养我三个孩子的董牧师，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
1935年底，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宋子文、宋庆龄寻找与中共中央的直接通道，宋庆龄推荐董牧师为信使。
1936年1月，董牧师携带宋庆龄、宋子文致毛泽东、周恩来的密信，以“西北经济专员”身份飞西安，经张学良专机、骑兵接力，于2月27日抵达瓦窑堡。
中共中央3月4日复电南京，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五项谈判条件，并由董牧师带回。国共两党中断了八年多的高层联系由此重新接通，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基础。
1936年6月，董健吾牧师受宋庆龄、中共委托，以“王牧师”身份到西安，用暗语与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接头，随后陪同斯诺、马海德突破封锁线，经张学良协助进入陕北苏区。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多次以“王牧师”称呼董，称其“谈吐不凡，值得为他专程到西安”。
毛泽东在1936年8月14日写给宋子文的亲笔信中专门提到：“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这是目前所见毛泽东文稿中唯一一次直呼董为“兄”。
建国后，董因潘汉年案牵连一度蒙冤，1960年毛泽东获悉其真实身份后，通过陈赓传话：“党内有两个怪人，一个就是牧师董健吾”，并指示上海市委“请他出山”。
中共党内老同志回忆：董与陈赓、李克农、陈赓、潘汉年等特科领导均保持单线联系；陈赓1961年在上海国际饭店与其长谈时说：“牧师你受委屈了！”
董建吾与中共及毛泽东的关系，远非一般外围同情者可比：他是中央特科的秘密党员、毛泽东子女的救命抚养人、国共再度合作的首位牵线人，又是把世界第一次引入陕北红区的“向导”。多重身份集于一身，堪称20世纪中国革命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红色牧师”。
四 、毛泽东对中国基督教与社会影响的正确理论形成
毛泽东不仅对基督教有总体上的认识，而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基督教基本情况与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判断。这对他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宗教政策，正确处理中国基督教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往往受限于阶级斗争的见野，有偏激的看法，最常见的就是宗教是精神鸦片，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等等。比如，李大钊在《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中指出：“宗教的本质就不平等关系的表现。”恽代英在《我们为甚么反对基督教?》中指出：“基督教的教育事业、社会事业，主要是在骗人做他们的教徒?他还明确基督教实在只是外国人软化中国的工具。这种观点体现了早期一些无神论者没有真正的、很好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宗教的理论成果，而是简单地付诸实践切地反对宗教，甚至背离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宗教信仰自由，与“教员”的观点相反。
“教员”对于基督教不仅仅是在理论方面，而且他深入基层做了大量的调研。如1930年5月，毛泽东到江西寻乌调查，不仅统计出宗教徒在全城近2700人中的大致比例，而且具体指出：“所谓宗教徒是耶稣教十人，天主教三人，斋公六人，和尚三人，共二十二人。”他还专门分析了“神道地主”问题，指出：“神坛是地主需要的，社坛是农民需要的，庙是地主、农民共同需要的。庙的田产很少，租入不够香纸费及庙老用，所以不是严重剥削所在。‘寺’则完全不同，它是和尚的巢穴，是剥削厉害的地方。”
毛泽东的这些个调查，涉及宗教问题的内容并不多，但已经能让我们窥见当时中国宗教信仰的概貌。一是民间信仰在中国基层社会占主流；二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十分有限。这个判断，也是毛泽东始终所坚持的。 更为可贵的是老人家记录了当时基督教的历史，是“官方”的当地基督教史料，这是非常难得的。
1970年12月，他会见斯诺时说道：中国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毛泽东对斯诺所说的这段话，在他的另两次外事谈话也有所体现。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会谈。当蒙哥马利问及“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时，毛泽东风趣地回答说：“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没有上帝，有个玉皇大帝。五十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围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时，说道：“我是信过上帝的。我信的是中国的上帝，不是外国的上帝，是信多神教的。中国到处有神，房子有神，门有神，山上的石头也有神，水也有神，叫龙王。神的组织总是按照人的组织来建立的。人有皇帝，天上也有皇帝；人有文官，天上也有文官；人有武官，是打仗的，天上就有天兵天将。”这是非常深刻而具有哲理的。基督教中国化不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吗？
上面提及毛泽东关于中国宗教的调查研究，及其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宗教政策的影响。这就包括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指出，破除迷信观念“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他强调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
这里我们关注一下毛泽东与吴耀宗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的集中体现在1950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酝酿与推动过程中。吴耀宗是中国基督教爱国领袖、基督教“三自”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他三次进京；而毛泽东则是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对该运动给予了关键性支持。
1.1950年6月的会面
1950年6月，毛泽东亲自与吴耀宗进行了交谈。这次谈话标志着中共高层对基督教界代表人物的高度重视，也为基督教“三自”运动的正式启动奠定了政治基础。
2.毛泽东对基督教《三自宣言》的批示与推动
1950年7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吴耀宗等人起草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革新宣言”）后，批示周恩来：“吴耀宗文件是很有用的，请考虑用内部文件方式电告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委，并要他们注意赞助”。
9月8日，毛泽东再次批示指出，运动“不宜太急、太硬性”，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避免造成对立，显示了他对该运动策略上的高度政治敏感。
吴耀宗作为中国基督教的领袖，因其爱国立场和宗教影响力，被吸纳进入国家政治体系，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成为中共与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的代表性人物。毛泽东与吴耀宗的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处理宗教问题的典型案例：一方面通过政治吸纳和制度安排，将宗教领袖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切断中国教会与西方差会的联系，实现宗教的“去殖民化”。吴耀宗在这一过程中既是合作者，也是桥梁，他的角色体现了宗教与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复杂互动。
一般认为，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中形成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的时期。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一项内容，在这个时期完善和成熟。1940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强调要“尊重回族人民信奉宗教的自由，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发扬回教的美德，提倡抗日回教保护清真寺，反对和禁止任何侮蔑与轻视回教的言论行动”。我还保留老人家为回教的清真寺亲笔题词照片。同年，7月制定的《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也要求“尊重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语言、文字，保障喇嘛庙”。1941年5月1日，毛泽东修改定稿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这里强调了允许任何外国人在边区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他还说，共产党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4年”中记载了这样一件历史：７月２２日 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团长为驻华美军司令部上校包瑞德）第一批成员抵达延安。美军观察组在延期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同观察组成员谈话，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表示共产党欢迎美国记者或外交人员到根据地进行考察；欢迎美国给予援助，但以不损害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条件。美军观察组部分人员还到晋绥、晋察冀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考察。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美国来华与中共接触的美军观察组（U.S. Army Observer Group），也称“迪克西使团”。迪克西使团到达延安5个月后，恰逢这批美国人在延安的第一个圣诞节。使团举行了圣诞晚宴（平安夜）庆祝活动，邀请包括毛泽东主席在内的多位中共高层领导人出席，并在席间向他们赠送圣诞礼物。这在当时陕北解放区物资尚处紧缺状态的时候，美国迪克西使团的晚宴和礼物，显然让毛泽东感到十分高兴，于是也就有了我们在本文开始看到的一封他亲笔撰写的致谢函。老人家所写的信不长，可以说是短信，但是这短短的信中包含了很多的含义。可以说字字千金，千金也难得到！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席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和圣诞节并不排斥和反对，称之为“圣诞佳节”，如同我们中国人称春节为佳节相似。
不仅如此，我们从老人家的著作当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上帝是抱着承认态度的，尽管他是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说：“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我们不来讨论老人家这句话的政治意义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老人家承认，人最后要见上帝的，只不过有的人是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比喻头脑顽固而僵化。花岗岩是多么坚硬啊。此后，“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就成了在我们中国形容一些顽冥不化、死不悔改人的一句名人名言，人们在使用这句名言的时候，无意当中已经把“上帝”传开了。这句名言，应该是老人家创造性的一句语录、是非常生动真实的形容。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国家，对于合法的宗教信仰从来没有“土”、“洋”之分，也从来没有排斥过非本土的宗教信仰，相反提出了宗教信仰中国化，是采取保护的政策，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洋”的，而被创造性的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在第二章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也充分证明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党和国家对待宗教信仰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一项长期政策。毛泽东主席则是这方面最好的明证和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信仰自由仍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的基本政策。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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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