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硝烟散去，有些名字刻在了纪念碑上，而有些名字，则刻在了人心深处。
当我们谈论那段悲壮的抗战岁月时，除了浴血的将士，也想起了一些异国面孔。他们本是客居中国的“局外人”，却在最黑暗的时刻，选择与我们并肩，成了以命相托的“局内人”。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基督徒。他的故事，要从他对一座城的深情说起。
一、“我们南京人”
1920年，23岁的贝德士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跨越重洋来到中国。他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创办了历史系，这一待，就是30年。
他不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他在南京成家、立业，看着自己的孩子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秦淮河的风，紫金山的云，早已融入他的生命。他和同事侃侃而谈，与学生打成一片，南京的市井烟火，成了他生活的日常。
很多年后，当他回到美国，依然会脱口而出：“我们南京人（We Nankinese）”。
这句不经意的称呼，是他选择的答案。他从不认为自己是旁观者。守护南京，就是守护他的家。
二、在至暗时刻作一盏灯
1937年的冬天，南京城阴云密布。警报撕裂长空，绝望如瘟疫般蔓延。撤离的船票千金难求，人们仓皇逃离，身后是即将沦陷的家园。
贝德士却选择了逆行。他本可以带着家人回到安全的美国，但他留下了。金陵大学副校长的身份，给了他一个看护校产的理由，但他内心要守护的，远不止于此。
城破了。人间化为炼狱。
在那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冬天，贝德士和拉贝等十几位外国人，撑开了一把脆弱但坚定的保护伞——南京安全区。他们开放学校，腾出教堂，建起25个难民收容所，为数十万濒死的同胞，提供了一处喘息之地。
那段日子，这位文质彬彬的历史学教授，变成了一位不知疲倦的战士。他奔走在枪林弹雨中，为难民寻找粮食和药品；他一次次站在日军的刺刀前，用并不魁梧的身躯，阻挡着野兽的暴行。
他守护的何止是难民的生命，那是在血海中为人性保留的最后一丝尊严。他就像一个在无尽深渊里，固执地点亮一盏孤灯的人。虽弱，却足以让人看见希望。
三、用一支笔对抗全世界的谎言
如果说守护难民是出于本能的良善，那么贝德士接下来所做的，则是一位历史学家至死不渝的使命——记录真相。
当屠杀的暴行被掩盖在“皇军武功”的宣传之下，贝德士的笔，成了一把刺破谎言的利剑。
从南京沦陷的第三天起，他就开始给日本大使馆写信。那不是抗议，那是一份份蘸着血泪的罪行记录。他以学者的严谨，冷静地记下他亲眼所见的每一桩暴行：时间、地点、受害人、施暴者的细节，历历在目。
他知道，这些记录不能只躺在抽屉里。1938年1月，他冒着生命危险，将一封长信偷偷托人带出南京。信的开头写得悲愤而急切：“这是在强奸、刺刀刺戳和毫无忌惮的枪杀之间仓促写下的简短笔记。”
这封信，如同一声惊雷，炸开了被封锁的铁幕，让外界第一次系统地窥见了南京的惨状。
他的正义之举激怒了日本当局，威胁、诽谤接踵而至，骂他是“疯子”，是“恶意宣传”。面对这一切，贝德士在信中平静地写道：“我不相信怯弱会有所改善我们在世界上面对的一切。”
是的，怯懦换不来和平，沉默只会助长谎言。他选择用自己的笔，为300万南京人作证，为历史作证。
四、一份档案是留给未来的宝藏
战争结束后，正义的审判终将到来。
1946年，贝德士站上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他用自己保存的大量证据和亲身经历，平静而有力地陈述着日军的滔天罪行，让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无从抵赖。
他的证词为这场历史性的审判落下了关键的法槌。
而他留给我们的，远不止于此。1950年，当他最后一次离开中国时，他带走了一批珍贵的资料——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有的信件、笔记、照片和报告。这批后来被称为“贝德士文献”的档案，是迄今为止关于那场浩劫最大、最完整的英文原始记录。
这份档案，是他留给中国、留给世界的一份无价之宝，让后世所有想探寻真相的人都能找到方向，也让所有企图否认历史的幽灵，在铁证面前无所遁形。
贝德士先生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一个人的良知与勇气，真的可以点燃不灭的灯火。
请记住这个名字，迈纳·舍尔·贝德士。一位深爱着南京的“南京人”。
参考资料：
1.章开沅《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刘家峰《“理解变革的中国”:在华传教士的中国情怀与观察(1949～1969) ——以贝德士文献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3.章开沅《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Bates'Papers)为实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1期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