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性”（uniqueness）一词则单单源自邢福增的著述——《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该书的问世一方面是基于邢福增个人对赵紫宸的喜爱与研究，另一方面也是由林荣洪在其著述中，所论及的“相关性”（relevance）一词而引发。邢氏认为林氏的观点并不全面，因为他只看到了赵氏思想的一偶。虽然赵氏的神学具有十分显著的现世意义，然而其着重功能的因由不一定是完全由于“相关性”（relevance）所导致。邢氏认为由相关性（relevance）至“功能”虽然合理，却不是唯一的进路，因为从“独特性”（uniqueness）出发也能到达这个目的地。至于“独特性”（relevance）的含义，邢氏认为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因为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体现。当然它也可以笼统地表述为，是一种基督教的中心信仰。邢氏认为赵紫宸的思想并非如林荣洪或其它学者所说的那样仅限于“相关性”（relevance）的领域，因为“相关性”（relevance）只是赵氏早期思想的特征，至此以后，特别是随着社会问题的转移与中国文化的崩溃，赵氏逐渐放弃了早年所从事的本色化建构的努力，因此至三十年代后，赵氏的思想便从“相关性”（relevance）的努力转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即，有关基督教自身的“独特性”（uniqueness）范畴。因此，赵紫宸的神学思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由“相关性”（relevance）过度到“独特性”（uniqueness）的过程。
首先，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个看法，因为正如唐晓峰所观察到的，赵紫宸神学思想的转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虽然在外在，他晚期的立场已迥异与早期的神学思想，然而似乎又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赵氏晚期的作品依然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当然笔者又不完全赞同唐晓峰的观点，因为他所指陈的有关伦理化特征的说法，掩盖了赵紫宸神学思想中的“独特性”（uniqueness）层面。笔者以为事实的真相很有可能就在上述的观点之间。倘若“相关性”（relevance）与“独特性”（uniqueness）是赵氏思想领域中的两个事实，那么调节此二者的关系便就是笔者在本篇论文中所要努力达致的目标了。与邢福增相比，笔者更倾向从赵紫宸神学思想的全部历程，来看待这二者的关联。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一方面既可同时容纳此二者，另一方面又能管窥并理解它们的关联与演变，以期能将赵紫宸的思想整理出一个和谐的格局。
其次，笔者也不完全赞同邢福增所说的有关赵氏思想中的“独特性”（uniqueness）是随时代改变而呈现出不同特征的观点。笔者认为赵氏在其神学思想历程的不同阶段所展示出来的“独特性”（uniqueness）虽存有不同的形态，却绝非是一些没有关联的片段。因为他思想的变化并不完全基于环境的变易。除了环境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促使他不断作出调整，那就是他在留美之前对真理所获得的感悟：“宗教——基督教——无他，亦神与人我，人我与神感通交和而已矣，耶稣特为此中和通格的表显而已矣。”因此独特性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如何才能使“我”达到与神“感通交和”的问题。在他早期的神学思想，他想借助中国文化的更新来实现这个目标，却未能获得成功。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过多的“相关性”（relevance）掩盖了基督教的“独特性”（uniqueness）。环境的转变在外面看来对赵氏的神学创作构成了不利的影响，事实却正好相反，因为社会格局的转换与中国文化的崩溃，使赵氏可以从新将焦点，放在基督教自身的独特性之上。不过，那时赵氏在神学领域的观念，还是继续停留在自由主义的阶段（这由三十年代中期的《耶稣传》中可以明显看出），而这样的意识形态，是无法提供真实的宗教经验的——即，无法达致“我”与神“感通交和”的目标。因此若要实现这个目标，则势必变化“独特性”（uniqueness）的内涵，透过构筑一个更为坚实稳固的神学框架，而达致这个目标。结果，在入狱经验的刺激下，赵氏终于恍然大悟，并于事后做出了神学上的调整。
因此笔者的结论是“感通交和”的宗教经验是赵紫宸神学思想的核心要素，而“独特性”（uniqueness）与“相关性”（relevance）是实现这个要素的途径，“功能”是这项要素的必然体现，而“环境”则是促成“独特性”与“相关性”之间的平衡，以达致“这项要素”并实现随之而来的“功能”的辅助势力。
引注：
邢福增，《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香港：建道神学院，2003。
唐晓峰，《赵紫宸神学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赵紫宸，《我的宗教经验》，燕京研究院编，《赵紫宸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赵紫宸。《系狱记》，燕京研究院编，《赵紫宸文集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