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宸对新文化运动的形势曾有过错误的估计。新文化运动大约始于1915年，而赵氏从美国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毕业回国是在1917年。由于当时情形尚为缓和，“新文化运动”的波及面主要限于思想与文学领域的改革。因此赵紫宸认为基督教在这方面正好可以取代中国文化的位置，他主张基督教的“是”应当建立在中国文化的“非”之上。然而新文化运动既是源于知识分子普遍反对康有为妄图将孔教立为国教（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依据），那么由反对“孔教”引发的余波必然延及宗教领域。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少年中国学会”在宗教问题上的辩论。首先，该组织中某些成员对宗教采取完全否定的立场，甚至提议凡是信奉宗教者都不得加入该组织。当然也有不少人反对这种做法，其中包括那些在宗教问题上持中立立场——他们不是因为自己是宗教信奉者，而是就事论事地指出信奉宗教的权利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少年中国学会”组织了多场关于宗教问题的辩论会，这使得宗教问题被突显出来。
这样一来，宗教若要继续发挥社会影响力，便不能只满足于办学校、医院或其它公共福利事业，而必须在思想领域进行调整。这里所说的“宗教”乃是指“基督教”。由于新文化运动提倡批判精神，且这波运动又延伸至宗教领域，基督徒必须回应知识分子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质疑。教会中的有识之士应当成为中流砥柱，系统整理那些对基督教有利的因素，从而构建有力的护教理论。其首要任务便是指出基督教有何独特之处，并发挥其它制度无法达致的社会功能。
在解决这个难题前，人们必须先面对新环境对基督教造成的冲击。面对批判者，人们最自然的反应是拒绝与抵抗，但赵紫宸选择了不同态度。他认为当前最大问题是要解决基督教的合理性问题，盲目自卫无济于事，必须找出基督教的适切性——即基督教是否真正契合新时代的需求。如果是，那么新境中的人为何如此反对教会呢？假若新境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问题就只能出在基督教自身。这样，新境中人的批判反而成为最佳契机，促使教会深刻地反省自己：“新思潮进来，人要求合理的生活，试问基督教所含蕴的生活果然合理与否？”由此，通过新境人们反而寻获了基督教的“真貌”——即基督教的独特性（Uniqueness）。
引注：
赵紫宸。《新境对于基督教的祈向》，《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