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注重功能是赵紫宸神学思想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却仍不能简单地说他的思想是围绕着功能而构筑，因为这样的结论无疑会忽视他对基督教独特性的坚持。事实上，赵紫宸的神学思想有三个不同的范畴，即“独特性”、“相关性”及“功能性”。其中“独特性”与“功能性”乃立于现实的两端，一端是基督教自身所拥有的一切，另一端则是它所能发挥的社会功用。在这两端之间的是“相关性”，它是桥梁，使“独特性”能实现它独特的“功能性”。
那种视赵紫宸的神学为纯粹围绕着社会功能而构筑起来的观点，实际上是走了一条从“功能性”到“独特性”之间的反向路线。倘若如此，赵紫宸又为何要如此坚持基督教自身的独特性呢？难道从“功能性”到“独特性”的路只有一条吗？难道不坚持“独特性”便不能达到“功能性”的目的吗？若是这样，吴雷川与王治心等人又为何就不像赵紫宸那样坚持呢？
笔者认为，澄清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厘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独特性”是真理的实体；“相关性”是真理的形式；“功能性”是真理的效验。如上所示，赵紫宸的神学思想虽以经验为核心，却并不意味着他的神学是杜撰出来的，因为真理的效验指向真理的实体，试验主义的宗旨乃在于以果推因。
因此，在赵紫宸看来，真理必须是真正存在的，否则便无法产生真实的效验，这也是他为何要与吴雷川划清界限的重要原因。或许有人会反驳说，若赵紫宸的神学思想是围绕真理的实体而非其效验建构，那么他所指的真理应当是绝对且永不改变的。若是如此，又该如何解释他思想的易变性与多样性呢？笔者认为，赵紫宸的神学思想虽常呈现易变特征，却并非无迹可寻。从早期的自由主义到晚期的新正统主义并非毫无预兆的突变，而是有前因后果、朝着特定方向渐次演进的。
在“功能性”方面，赵紫宸始终坚持基督教能塑造善美的人格，并由此开创新的文化生活进而改变整个世界；在“独特性”方面，他始终相信基督教有“真迹”，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与动力来实现这个目标。然而，当赵紫宸最初面对新文化运动与非基运动的巨大挑战时，难免有急于求成之失，试图借助中国文化这个媒介来实现人格革新的目标。
不过，当他过于依赖“相关性”时，基督教的独特性便被淹没，人格救国的宏愿竟沦为虚幻的空想。故在三十年代，赵紫宸将重点转向对独特性的追寻。但当他如此做时，却发现自己的思想反成了眼前的拦阻，因为这些经过中国化的思想不能为他提供属灵的动力，社会重建的目标再次遭到重创。直至经历狱中苦楚，他才猛然醒悟早年的思想何等幼稚、肤浅与有害，于是彻底抛弃自由主义观点，转向新正统主义立场。
因此，赵紫宸神学中的“独特性”表面看来虽不断变化，却有统一的根源——那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新正统主义，而是他留美之前基于人生经验的感悟：“宗教——基督教——无他，亦神与人我，人我与神感通交和而已矣，耶稣特为此中和通格的表显而已矣。”当然，这层感悟需要获得理性疏解，这正是他在美留学及回国教学期间进行的神学思考与转化——将早年所得感悟透过神学架构建立起与环境的关联，形成相对固定的神学理论。唯有如此，才能使这个“独特性”透过“相关性”生发出其独特的“功能”来！
引注：
唐晓峰，《赵紫宸神学思想研究》。
邢福增，《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
约翰·麦奎利著，何菠莎译，《二十世纪宗教思潮》。
赵紫宸，《“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导言》《赵紫宸文集第二卷》。
赵紫宸，《我的宗教经验》，《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