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过得很舒心。
父母身体健康，属灵日渐兴盛，家族与家人一派和乐，无人冒犯地提及我已婚未婚，亲戚说到相亲，有人会打断。大家只管一起玩儿到深夜。跟父母奶奶闲聊天儿，语言温柔，有圣灵同在。
愉快，所以我本应该没什么特别的感想。因为，似乎深刻来自痛苦，悲天悯人，感同身受，除了天赋所赐，更多人还来自同类感伤的慧心。当痛苦不再的时候，人本能少一些所谓高深的思考。
直到大年初五听了场主日证道，才被提醒，原来还有一些细节留在心里，值得记录下来。
煤矿与村庄
我的家在华北地区，一个与煤矿相关的县城，若要给这个地方做志，除了那座装有千年监狱的县衙，也离不开煤矿。老家所在的村庄又是受煤矿影响最深的乡村。上世纪70年代，距离老家不到500米的地方，建起一个国矿，辉煌时说有日本专家来访。除了这个国矿，周围还有大大小小的私窑。一个煤矿，富起来的除了矿主，还有包工头，地底下挖煤的，煤道里“开车”的，地上看门的，周围的农户也能零零散散捡些煤炭卖钱。
采煤工多是外地人，有不少从四川来，平时租房住在煤矿周围。我们家租给过三口人，一对夫妻或者一个单身汉租一间房。挖煤挣来的钱，有的喝酒喝没了，有的寄回老家给上学的孩子，但人都喜欢讲笑话，打四川牌，吃辣椒炒肉，还有大肠。说带我去玩儿，他们家门前就是河，和一百多米高的山。
地底下干活，不用分日夜，采煤都是三班倒，这帮人下班那帮人接上。和着煤灰一连挖八小时，一小时十块钱。人停了，机器不停。头次来家住的亲戚会埋怨半夜从矿上传来的巨响，我们听不见，只是睡，至今也不知它是这个黑金产业的哪个环节。一到过年，矿主们开始炫烟花。烟花真大，站在房顶上，远远地一个炸开，亮了半边天，撒下的烟条枝儿挂在天上掉不下来。
年初一，我哥要带侄女侄子看看小时候长大的地方，一家人回了趟老家。国矿还是十里八乡的标志，十几里地外就能望见三个煤楼。
它远没有印象中那么高，我也第一次发现，煤楼架桥的窗子上还有雕花。旁边多了一个蓝色大棚。大门也是重修的，刷了蓝漆。不再那么乱糟糟，正规不少。
煤楼旁一排排房子。半塌的墙，和砖头垒起的大门，勉强能认出之前的家。整个村庄像一口大锅，四围高，中间低。地底下都被挖空了，老人们常这样说。
记不起什么时候，墙上地上裂开的缝有掌心宽了，全村人拿着赔款，平移到了几十里地外的小镇上。只留下两三户老人，几只野狗。操着外乡人口音的人，忽然来了，又忽然走了。
小侄女从地上捡起一个小石头，竟是纯的煤炭。这个养活了祖辈，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她却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了。
村庄与教堂
老家隔壁是煤矿职工家属院形成的另一个村子，旁边有最热闹的一条街。各类小吃如烩面、水煎包、胡辣汤油饼，时兴的皮鞋衣服，走亲戚买的年货，牙科诊所，去县城的公交车，都在这条街上。街尾，就是我从小做礼拜的教堂。
周边村上的人都来这条街消费，也都来这个教会礼拜。因为主日聚会，认识小伙伴，听到每周打扫卫生的通知是不同村不同组，才知道除了我所在的小村庄，东南西北还有许多人。
圣诞节的时候，挤挤囔囔。寒风腊月，都想往室内挤，教堂就像被撑大的肚子，时不时鼓出来一个人。千禧初几年，决定建新堂。这是一件“长脸的事儿”，人人都出了力。楼下的叔叔说，教堂的钢筋都是他绑的。乐队、诗班的阿姨们四十岁上下，踩房顶上架子都不成问题。除了自己，也一定叫上家里的男人，不管信不信主，都是教会的熟人。
建成的新堂三层高，通身蓝色，在周围一片红砖和白墙里很亮眼。撤掉了红铜色的木质双开门，换上四扇透明玻璃做成门。头顶像是大会堂，安上各类造型的吊顶水晶灯。入口正对讲台上的十字架，“万有真源”四字分布两边。再配备灯光、冷暖设备、话筒音响等。放到现在来看，比许多乡镇教会也不遑多让。如此规模，只花费七八十万，因为建筑材料和人力全是信徒奉献。
搬家，求学，工作，我已经十几年没有正经回老家教会做过礼拜。回一次必是跋山涉水。将近年关，时间太早没有公交车，先从小区往另外一个镇上走，路上碰见公交再摇摇晃晃坐上。二十分钟后，车在街东头停，人再走到西头的街尾。一个人在北方冬天的早晨走这一遭，每步路都是一次选择。
跟我爸妈一样，很多人会在新家附近的教堂礼拜，毕竟“在哪里聚会不是聚会”，“都是神的家”。所以，主日虽然还是从六点半早祷开始，从前七点来，得找熟人挤挤，但现在九点到也不成问题。
讲台左右诗班的阿姨们没怎么变，只是从四十五十岁到了五十六十岁。台下依然是左边一列弟兄，右边五列姊妹。从后排往前看，戴老人帽的不少，黑头发的不多。
讲道的人变了。断断续续听说，两位中年传道人，先后突发疾病过世，一个心梗，一个中风。两位弟兄风格鲜明，讲话铿锵有力，其中一位叔叔做自己三次发誓、三次背誓、又三次悔改归主的见证还言犹在耳，人却已经没了，只留下乡间父不慈子不孝的流言一片。另一个从国外神学院求学回来的姐妹，因拿不到传道证，不能再上讲台。昔日要担心人多而分不到主日证道时间的教会，如今只剩下一个刚从金陵毕业两年的神学生了。
礼拜结束后，有些阿姨认出我来。试探着要不要跟我打招呼，我得主动上前，接上话，好让她们不再犹豫。身量矮了，小时候她们低下头逗我，现在换成我揽着她们。年龄和身体，影响着她们在自己家中的地位和权力，天不怕地不怕说了就好使的时代过去，她们被迫学习着胆怯，和谦卑。
我看着跟我聊天的阿姨们，我见过她们穿着白色的圣诗服献唱，看过她们背着金色的乐器在喜棚前演奏，记得她们在台上跳舞，转扇子，演小品，说三句半，还为了奋兴会在厨房里忙前忙后，吆喝我们一定要把肥肉也吃下去。
她们壮年的时候教会也是壮年，她们老了，教会好似也老了。我怀念她们年轻时为了传福音吵吵闹闹，纠纷拌嘴，质朴笨拙，但强壮热烈。她们开始怯懦，我所爱的教会似乎也变得闪躲。
春风里仍有生机
看似备受打击，但毕竟底蕴犹在。走出家乡，才发现，苦难是她再熟悉不过的处境。提及这几年，人人都要说没了精气神儿，但故乡的牧者，故乡的信徒，都还绷着一根弦儿——“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顺服，忍耐，与坚韧，就是这片土地的信仰气质，这不是我们早已清楚的事实吗？
两年前甫一回乡，相比埋怨和惧怕，面对如今的处境，这位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小姊妹向我说的却是，教会和传道人应对前十几年的教牧工作做出反思，是时候从外在的红火回转到扎根圣经的真理根基。2023年初，疫情刚刚开放，地区牧长领袖已经顶着压力，重新开办培灵会，必不让羊群再忍饥挨饿。
教会合并，距离再远，老人们还是能找到地方聚会，甚至有六十岁的人愿意早晨六点半走一个小时去礼拜。虽然老家教会只剩下一个驻堂传道人，但县基督教两会相比之前，做好全县牧者资源调配，不同乡镇村的传道人排班轮流到各地讲道，覆盖所有偏乡僻壤。信徒就近礼拜，就能听各地“好讲家儿”的道，有的高屋建瓴，有的家长里短接地气，有的规劝，有的鼓励，各有所长，各有所爱，当然，好的讲道人十里八乡都爱她。
拿不到传道证，也能服侍。那位神学生将青年团契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留在团契里的年轻人，大多刚成年，与之前被逼着求着来教会不同，他们有更强的求知欲，在不稳定席卷同龄人的时代中，他们懵懂地在抓住一个定海神针。
大年初一，教会必有活动。组织者是教会热闹里的一代人，从小时候的学习班，到温州的“悔改班”，到省里的、省外的、国外的神学院，一些人去往他乡，一些人因为生计流散了，留下来的这些人接下这一棒。她们在老一辈阿姨的喂养下长大，现在来服侍这群还在长大的年轻人。投壶、粘红包、问答竞赛，孩子们玩儿得尽兴，她们在旁边拍照鼓掌也开心。
大年初六，我启程返回工作岗位。离乡的我们，加入又一个“家乡”的教会，在这地得到滋养，又为这地奉献人才与力量。而在儿时的故乡，2025乙巳之年，第一个为期三天的培灵会，也正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