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石苍舒醉墨堂》诗中写道：“人生识字忧患始”，意思是人的一生忧愁苦难是从识字开始的，一个人识字以后，从书中增长了见识，对周围事物就不会无动于衷。
然而，中国沿袭多年的体制内功利的应试教育，让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唐代诗人章碣感喟：“刘项原来不读书”（《焚书坑》），这句话在近代特别是“文革”发挥到了极致，“知识青年”显得最无知无识无行。成长于“文革”的作家王朔大声喊“我是流氓我怕谁？”边腐边升的落马高官沈培平当年因说“鬼子话”而名声大噪：“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好，不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坏！”这位“太君”几十年一心扑在革命工作岗位，未脱产学习，在高位上只消三年，就弄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理学博士学位。今天，千千万万的“在职研究生/博士学历”，凡中国人，都是“你懂的”，也让那些埋头苦读，毕业即失业的学子们汗颜。央视被中纪委带走的著名主持人，自称“能代表亚洲”的芮成钢当年是个乖孩子，学习非常认真，是合肥市的高考文科状元，今天却被舆论称为“教育体制下的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鲁迅无可奈何地说：“人生识字糊涂始”，活在当下，鲁迅当诘问东坡翁：中国人已斯文扫地，“人生识字忧患始”，忧患何在？！
不读书，糊涂地读书，假装地读书，功利地读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也是中国教会的常态。社会上的书店、教会的售书室，普遍成为门庭冷落的角落。社会上书店卖得最多的是中小学生的考试书，供成人的裨史绯闻、情杀玄幻书；教会书房卖得最多的圣经和“快餐”——如何祷告之类的薄册子，而稍厚稍贵些的神学、灵修书籍几乎无人问津。社会书店、教会售书室外，穿梭过往的不乏衣冠楚楚、珠光宝气，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之人。
据媒体报道，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人均7本，日本的40本，俄罗斯的55本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少得可怜。世界上人均年读书最多的是圣经中提到的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民，接近70本。
一名印度工程师所写《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红遍网络。外国人替中国人充满了忧患意识：如果就此疏远了灵魂，未来的中国可能会为此付出代价。他描述道：“我在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正是长途飞行中的睡眠时间，机舱已熄灯，我吃惊地发现，不睡觉玩iPad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打游戏或看电影，没见有人读书。这一幕情景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其实在法兰克福机场候机时，我就注意到，德国乘客大部分是在安静地阅读或工作。中国乘客大部分人要么在穿梭购物，要么在大声谈笑和比较价格。”
在这种大气候下，大陆有一位牧师对他牧养的信徒做过一次调查：超过60%的信徒平时一个人时基本上不翻圣经。可以推论，很多基督徒有独自匍匐在电视机前看狗血剧、肥皂剧的时间，有扎进人堆去跳广场舞High的时间，就是没有读书的时间。很多基督徒不吝于买数百元，只穿一两年的衣服，却吝于买一本几十元却终身受益的灵修书、神学著作——“那是讲道人的事，与我无关”。在教会，我发现，很多在校或走出学校的青年人反而是不读书的，对圣经不感兴趣，来教会是起哄，找感觉的。
当世人越来越急功近利，越来越百无聊赖时，在一个“屁股（地位、座位）决定脑袋”的时代，在一个异端恣肆的时代，不读书的基督徒会沦丧掉思辨能力，在教会、社会只是一个起哄帮闲凑热闹者，会失去话语权，会祭起“反文化”、“反理性”的旗帜，会以对神秘性的寻求、对世界的效仿来代替圣经的学习，“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作梦、躺卧、贪睡。”（赛56：10）
不要做糊涂人，“你的门闩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33：25）主体觉醒抛开功利因素，认真地、主动地、自觉地、审美地读书，才叫真正的读书。进入你的内室，进入与神同在的安息中读书吧！
本文转自作者空间，略有改动。原题：人生识字糊涂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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