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头看那段充满伤痛的历史，总觉得，我们想找的，不总是英雄故事，而是一个机会，一次重新问问自己“到底信的是什么”的机会。把历史的灰尘吹开，看到的哪会是干干净净的黑白照片？照片底下藏着的，是光荣和伤疤、团结和矛盾交织缠绕的模样，那是一张真实又复杂的“历史面孔”。
我们这些活在安稳日子里的人，总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天都塌下来了，苦难跟洪水一样淹没每个人，那时候的“信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为了守住心中这一点点“信”，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大口号底下，有一群女性的身影，总被简单地概括成“爱心服务”几个字，轻易一笔带过。但你要是真的静下心去看看她们走过的路，会发现那里面有太多神学上的纠结和人性里的挣扎。她们，就是抗战时候的中国基督教妇女。她们的故事不是一首高亢的赞美诗，而是在一片破碎的土地上，用各种高高低低的声部和调子合唱出来的，一首关于信、关于望、关于爱的生命长歌。
一、两种“心疼”：在战场废墟上，她们做了什么？
战争一来，最直接的景象就是遍地的伤员和流离失所的人。面对眼前这些“最小的弟兄”，那群基督教妇女没空讲大道理，她们的回应直接又具体，把“服务社会”这句写在纸上的话，活生生变成了两种完全不同，却又遥相呼应的画面。
一幅画，叫“陪你一起烂在泥里”。
这幅画的主角，是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姑娘们。她们一头扎进了最没人去、最脏、最苦的地方。你敢想象吗？在广西鹿寨，那几间茅草搭起来的临时伤兵医院里，汉口来的服务团姐妹们，就那么直面着战争最粗粝、最残酷的一面。她们的工作可一点都不诗意：给伤员换药、清扫病房、为伤员擦身、想办法做点有营养的饭、帮他们给家里写信、读读报纸，甚至得弯下腰，耐着性子给他们捉虱子。
这就是把信仰活出来了。她们用行动在说，基督的爱不是飘在天上的理论，而是能亲手摸到伤口、洗掉污垢的行动。后来她们还在医院附近搞起了俱乐部，唱歌、讲时事，想办法化解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不信任。你知道吗？这其实就是福音核心的东西：治愈和和解。她们选的，就是一条哪怕让自己沾满泥土，也要走到人群里去的路。
另一幅画，叫“在后方，为你们撑起一片天”。
这幅画的主角，是“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里的一帮基督徒精英。里头有不少厉害角色，像总干事张蔼真、副总干事陈纪彝，都是美国名校毕业的。她们的“战场”不在伤员床边，而是在一堆堆文件和庞大复杂的组织系统里。
她们也抱着牺牲服务的精神，规划和推动着一个覆盖全国的妇女动员网络：培训数万名妇女干部送往农村，建工厂让难民有活儿干，有系统地组织慰问和救济。她们更像整个后方妇女工作的大管家，需要的是智慧、远见和超强的组织能力。
当然，我们也得老实承认，这两条路之间是有矛盾的。“妇指会”那边，更强调女人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而女青年会呢，更希望女人自己能独立、能当家作主。这不是谁对谁错，而是在那个复杂的历史当口，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应时代的呼唤。上帝的国，可能就是在这种不那么完美的多样性里，一点点拓宽自己的边界吧。
别忘了，这幅画上，还有一抹最沉、最重的颜色，就是十字架的代价。
在南京，有个叫魏特琳（Minnie Vautrin）的女传教士，她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变成了一个诺亚方舟，保护了一万多个妇女儿童。她用常人无法想象的勇气跟日本人对峙，守护着那些无辜的生命。那一刻，她的信心简直像在发光。
可这份勇气的代价是什么？历史清晰地记录着，她后来承受了“沉重的精神创伤”，这份创伤太过沉重，最终压垮了她的生命。
她的故事，总让人忍不住心里发颤。原来，想在这个世界“作光作盐”，代价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当一个那么忠心的仆人，为了上帝的公义和怜悯，扛下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最后却掉进了一个出不来的精神黑洞里，我们该怎么去理解？
这绝不是信心的失败。这恰恰是将罪恶的破坏力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人性的极限有多脆弱。这份破碎，不但没让她的见证黯淡失色，反而让这份见证更真实，更有分量。也让我们对那位“担当我们忧患，背负我们痛苦”的主耶稣，心里更多了一份敬畏。
二、两种“声音”：在吵吵嚷嚷的时代里，她们说了什么？
除了用行动实践信仰，在那个喧嚣的年代，能发出清醒、正直的声音，本身就是另一种战斗。这群基督教妇女，也发出了两种不一样的声音。
一种声音，是从民间来的，带着点“颠覆性”。
邓裕志领导的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便是这种声音的大喇叭。那可不是简单的扫盲班，简直就是“新女性的摇篮”。邓裕志把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想法，和基督教对穷苦人的关心结合起来，她不只是教女工们认字，更向她们传授“时事、帝国主义和工人权利”。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叫醒这些女工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
这是革命性的工作，她们相信，福音一定会带来人的彻底解放。她还跟共产党员老师们开展务实合作，心中坚守的原则就是“怎么对老百姓好”，完全超越了党派的局限。福音本身就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就是要颠覆这个世界“谁拳头大谁有理”的逻辑。邓裕志的爱国，就是把福音的这种“革命性”，实实在在地活了出来。
另一种声音，是走进“庙堂”的，靠智慧和品格说话。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院长吴贻芳，就是这种声音的代表。她是当时国民参政会主席团里唯一的女性，她坐在那儿，本身就是对性别偏见的一种无声抗议。她不搞激进，而是靠着自己干练的作风和学识，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包括董必武这样不同阵营的人。她充分利用参政议政的平台，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出谋划策。
这也是一种先知般的服侍。基督徒的见证，也可以带着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参与到秩序的建设中去。
你看，从邓裕志到吴贻芳，一个在野，一个在朝；一个激进，一个沉稳。她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那个乱世里发出正直、清醒的声音，给迷雾中摸索的国家，点燃了一把思想的火炬。
三、两种“重生”：在大熔炉里，信仰变成了什么样？
战争就像一个大熔炉，它不只“冶炼”人的意志，更重塑人的身份认同。对当时的中国基督徒来说，这场战争带来了两次关键的“重生”，而这群基督教妇女，恰恰是走在“重生”最前列的。
首先，是信仰观念的“重生”：从不切实际的和平主义，到敢于直面罪恶的正义之战。
开战前，受传统教会思想影响，很多人觉得基督徒就该绝对和平。但是，当侵略者的暴行以血淋淋的方式呈现在眼前时，她们被迫痛苦地去想一个很要命的神学问题：当邪恶变成看得见的暴力，一味地退让，到底是在坚守信仰，还是在纵容罪恶？
她们在挣扎里想明白了：没有公义，哪来的真正的和平？支持一场抵抗侵略的自卫战争，绝非因为喜欢打仗，而是为了保护上帝看为宝贵的生命和公义。这或许说明中国基督徒的信仰成熟了：不再是天真地套用神学名词，而是学会在具体的、残酷的现实里，去摸索上帝那更深、更复杂的心意。
其次，是一场更彻底的文化身份“重生”：从“洋教徒”，变成了真正的“中国基督徒”。
“洋教”这个标签，过去像个影子一样跟着中国教会，让很多中国基督徒长期在爱国情感和信仰身份之间痛苦撕扯。可是，这场战争用一种无人能够否认的方式，给中国教会带来了一场“火的洗礼”。
当基督教妇女的身影，和所有同胞一起出现在救护伤员、生产支援、战时教育、募捐筹款的每一个地方；当她们的牺牲和奉献，成了整个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时，那个“洋教”的标签，就在战火里被熔掉了。她们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虔诚的基督徒”和“忠诚的中国人”这两个身份，一点都不矛盾，反而能让彼此更有深度。信仰没有让她们逃离民族的苦难，反而给了她们更强大的动力去爱、去服侍、去牺牲。
这场战争，用一种极其残酷的方式，却强有力地推动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让它真正扎根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了。
四、听，历史的足音
这些姐妹们的故事，不是为了建造一座“信心英雄纪念馆”让人瞻仰，然后心安理得地走开。恰恰相反，她们是在提示我们每个人：要更深地看向自己的内心。
她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信仰原来如此丰富、如此复杂：它可以是在泥地里摸爬滚打，也可以是在庙堂之上发光；可以是激进的社会变革，也可以是沉稳的建言献策。
她们的故事更让我们看到，信仰从来都是有代价的：它不总是以胜利欢呼收场，有时候，它的结局是精疲力尽，甚至是被巨大的创伤吞没。这就要求我们放下对“廉价恩典”的幻想，要准备好，去扛起信心中那份真实的、沉甸甸的重量。
战争的硝烟早就散了，但我们今天，不也是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吗？
那种驱动着她们的信仰，那种在她们生命里活出来的怜悯、公义、智慧和勇气，不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东西吗？
她们那首长长的歌已经唱完了，但那个旋律好像还在历史里飘荡，敲打着每个人的心门：
在我们每个人的破碎之地，是否愿意为祂唱一首信心的长歌？
诚然，信仰，是选择。
是在看尽了世界的苦难与破碎后，依然选择为祂歌唱。
参考资料：
1.《民国时期的教会与政府：1911-1945 年基督教会与中国政府关系史概览》，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宋青红《留美女基督徒妇运领袖与战时中国妇女工作》，《中国基督教研究》2019年第13期
3. 孙琪《为民族和女性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邓裕志女士》，《天风》2021年第7期
4.《吴贻芳：动员知识女性投身抗战的教育家》，“山东大学抗战”统一战线研究中心”2025年8月16日
5.潘允剑《战火红花——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党组织在鹿寨的活动》，“鹿寨县史志”2015年3月20日6.周秋光、庄细细《重新发掘被遮蔽的另一半——抗战时期慈善活动中的妇女团体》，《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