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共同点来切入
这里所谓的“共同点的切入”并不是完全同化的意思，因为倘若基督教变得与中国文化完全相一致，又怎能为中国文化带来更新呢？之所以强调从共同点切入，是因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融合有许多重大的困难。其一，是来自政治层面的难处。由于基督教带有“洋相”，使得中国民众一开始就对它有一种抵触的心理；其二，是来自意识形态上的难处。西方文化侧重的是逻辑与抽象思维，而中国文化所侧重的是直觉与形象思维，这种注重玄学的西方基督教传统很难为中国人所接受。由于以上难处，基督教若要与中国文化融合，并对其更新有所贡献，就必须先寻求与中国文化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以此产生认同和共鸣，建立起互信的沟通平台。赵氏认为在这方面，佛教的经历显然有值得借鉴之处。佛教之所以能成功地与中国文化融通，并不是因其完全与中国文化相一致，事实上二者是两种完全相反的形态，因儒家主张入世，而佛教则主张出世。但佛教借着与道教中的共同点，趁国家动荡之际“畅然进行”，于是“人们觉得它的教义接近老庄，所以言辩所资，往往藉以剖析空有”。基督教若要与中国文化融通，也必须先建立与中国文化的接触点，具体来说即是让基督教建立与科学以及儒家文化传承间的关联，甚至以后者的角度来诠释前者，以便让基督教能为中国人所理解与接受。
二、以相异处来补充
当然，仅仅让中国人理解基督教，并不致对它产生抵触的情绪，只是融通的第一步。因为如果二者仅仅只是平等、平行的关联，那么中国人就不会对基督教产生真正的渴求。换言之，基督教必须能以其独特的资源补足中国文化的缺陷，才能真正引发中国人对它的兴趣。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知道中国文化的缺陷在哪里？赵紫宸在1927年所写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曾详细剖析过中国文化的特征。他认为，中国文化的衰弱与中国人在对“天”的认知上的不足存在很大的关系。赵紫宸认为中国人注重理性的精神，向来只是以“物观”的角度来考察“天”。久而久之，“人格的天”便成了“义理之天”；古时“活活泼泼的道”，到此时已成了“寂静之道”。而基督教的人格神信仰，则刚好可以补足中国文化中的根本性之缺陷。赵氏认为基督教就是神人同居的伦理生活。赵氏将“伦理”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了“神与人的关系”，将前者纳入到后者之内。这样一来，信仰便与伦理融为一体。这种神人之间的活泼伦理，正好可以供应中国社会所急需的道德资源。倘若基督教能够为中国社会培育出刚毅的人格，则它在中国文化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引注：
古爱华著、邓肈明译。《赵紫宸的神学思想》。
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奥尔森著，吴瑞诚、徐成德译。《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赵紫宸。《中国民族与基督教》《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庄祖鲲。《契合与转化：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游伟业。《创造的转化的模式》摘自《本色化与处境化神学》，澳门圣经学院硕士课程笔记，2010.12-2011.3。
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下）》《赵紫宸文集第二卷》。
赵紫宸。《新境对于基督教的祈向》《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